时评 Opinion
- 香港人的西九龙文化区
- 上周日经过湾仔的会展中心，看见入口处人潮涌动。第一反应是：这些人应该和我一样，去看三个未来西九文化区的设计模型展览。结果有点失望—人流去的原来是同在会展举办的电脑节。
和朋友感叹：如果有一天，看设计模型的人和看电脑节的人一般多，就证明香港的公民社会真正成熟了。因为三个展览模型无论哪个中选，都将成为香港的一部分；如果把这个城市当成自己的家，自然应该关心家里的摆设会出现怎样的变动。
西九龙文化艺术区，是1998 年前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提出的一个大型发展计划：在西九龙的填海区，兴建世界级文化设施——博物馆、剧场、广场等，让世界觉得，香港不单是金融中心，也是一个文化中心。
2004 年年底，政府就展出三个入围设计模型，进行公众咨询。当时引发了很大争议，批评者认为，方案中的天幕中看不中用，更重要的是不单建筑成本高，维护起来也要花一大笔钱。
还有人批评，规划会演变成数码港的翻版，蜕变为地产项目。数码港当年就是打着发展高科技的名号，但最后成了一个高尚住宅区。
还有一批文化学者质问政府：香港到底需要一个怎样的文化区，难道有世界级文化设施，就可以提升文化水平吗？事实上，香港已有的文化设施使用率并不高，纳税人的钱到底该怎样花？
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修订了招标方法，并要求投标者将地产和文化项目分开，结果原本积极参与投标的地产商全部退出。在没有财团愿意接受新规定的情况下，2006 年初，政府宣布推倒重来。
政府之后成立了西九文化管理局，不过由于成员均由政府委任，被批评是一个独立王国，除了被认为懂文化的不多，有人更担心因此造成私相授受、利益输送。
不过，政府总算从善如流，今年初任命谢卓飞为行政总裁，希望这位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前总监的丰富经验能让文化界人士满意。事实上，和一些香港文化人聊，他们确实对这个任命比较满意。在他们眼中，他除了懂艺术，也懂得和官僚打交道。
不过，没有一个人选能让所有人满意。批评声音认为，谢作为外国人，对本地文化缺乏了解。我总觉得，说到底还是看人， “兰桂坊之父”盛智文，就把相当本土的海洋公园搞得有声有色，他来自澳大利亚。
据报道，周末两天加起来，差不多有五千多香港人去看了展览。因为参加公众论坛的人数多过预期，只好临时加场。市民有机会向设计公司直接提问，有趣的是，不少问题，把设计公司问得支支吾吾。很明显，有的设计并没有从用家的角度出发。
在香港，如此场面对一个公共项目的咨询来说已经相当热烈，显示越来越多人关心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正如政府所说，市民也是这个方案的参与者，如果城市被改变是因为自己拒绝参与表达，那么即便个人也需要承担后果，被清拆的天星码头就是一例。 - 2010-09-02
- 性自由与成名捷径
- 不久前，一位影视明星的女儿主演的色情片“处女作”发布，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父亲这30 年来事业颇有建树，扮演的角色从越战中的年轻士兵，到侦办波士顿凶杀案的警察。他还成功地扮演过最高法院大法官。
简言之，他不仅成功了，而且走的还是正路，但他19 岁的千金就并非如此了。她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表明：自己出演三级片，是为了走上成名的快车道。
我们或许会认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当代。事实上，古希腊悲剧名家索福克利斯就曾经告诉一位友人：在戏剧比赛中，他有可能被击败——只要某个竞争对手让女演员脱掉上衣就行，这一招可轻易锁定比赛胜利。这件事显示，人们多么容易为裸露的女性肌肤所摆布。
那位明星千金清楚这一点。她还列举了年轻女星金·卡黛珊（KimKardashian）的例子：此人先传出性爱录像，借此得到了参演真人秀的机会，后来还打出自己的时尚品牌，生意规模达数百万美元。有人甚至为她家姐妹几个量身定制了一出真人秀连续剧（品位不高的《科特妮和柯萝伊占领迈阿密》）。
如果按这个思路，那个明星千金还可以举出卡黛珊的闺蜜帕丽丝·希尔顿。这位富有的女继承人也是先以一段酒醉后的性爱视讯一举成名，迅速成为一个演艺、生意双起飞的“名流”。
以前我们或许曾经有过羞耻感，会告诉人们不要去这样当众作贱自己。但自二战之后，这种观念几乎消失殆尽。现在我们为了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分隔人类的所有假想界限—肤色、性别、宗教、政治都可以打破，以便走向幻想中的完全自由解放。
这个想法固然崇高，却容易被人利用，包括娼妓、皮条客、色情业者等等。他们玷污了战胜偏见和清教式压迫，接受各种人生体验的理想。
一位年轻女性曾告诉我，她少年时曾被一些较年长的男人所利用。他们告诉她：你比其他少女更成熟，真正能理解男女间的事。这个女孩热爱自由，想按自己的规则生活，而不是父母、老师、教会或同龄人的。当然，那些男人之所以特别受她吸引，正是因为她的“自由”，女孩承认说。那些人只是利用她来满足自己。
那位著名演员的女儿，也想让人们知道，她并不以自己的性感为耻，她有权行使自己的性自由。不过，她同时坦承：展现性行为是为了跳过成名的长队。这种自由只能说主观臆想，实质是一种贬低自身的自我利用。
（编注：本人所说的影星，系扮演《黑客帝国》中黑客组织首领摩菲斯的劳伦斯·费什本；他女儿名为蒙塔娜·费什本）
(洪立译。本版专栏由作者独家授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本报文字) - 2010-09-02
- 气候灾变加剧，人类“水深火热”
- 野火燎原导致俄罗斯全国为烟雾笼罩，使得该国1000 年以来的最炎热夏季更加难熬；亚洲的暴雨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阿富汗和中国引发严重洪灾和滑坡；格陵兰一大冰架断裂，一个面积相当于4 个曼哈顿的巨大冰山漂向大洋；尼日尔和撒哈拉沙漠南部遭遇大旱。
网上气象信息服务机构“地下气象”的创始人兼气象总监杰夫·马斯特斯告诉我，“热度是今年地球的关键词”—世界不断传出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千百万人无家可归的极端气候事件；这里是一组严峻数据：2010 年迄今已发生17 次极端酷热，创单一年度的最高纪录。
最近10 年，是有历史记载以来最热的10 年。
2010 年上半年，是地球历史上最热的6 个月时期。
大西洋历史上最热的5 个月都发生在今年（将导致更频繁、更严重的飓风）。
马斯特斯指出：“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像这样的年份，见证气候灾变导致巨大的伤亡和损失。随着极端气候的继续增多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此作出反应、提供援助的能力将很快到达极限。”
与此同时，围绕气候变化的联合国大会，却已经陷入僵局。去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会谈草草收场，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工业国只拿出一份“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的协议，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决定“拉倒”。所谓《哥本哈根协议》被看作一份怯懦、不具约束力的文件，被强加于大多数穷国，好让美、加等排放大国逃避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
一些发展中国家如玻利维亚所追求的，是一份更严格、进取的全球减排协议，而不是哥本哈根大会提出的自愿性目标。当玻利维亚拒绝在《哥本哈根协议》上签字时，美国冻结了对玻的数百万美元承诺援款。玻驻联合国大使帕布洛·索隆告诉我：“我们对他们说：你们把钱留下好了。我们不是在为几块硬币而战，而是在为生命而战。”
上月玻利维亚成功地推动一项联合国决议的通过，将饮水权和卫生权列为人权。但这并不改变一个事实：由于气候变化，玻国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危及该国的水源供应。今年12 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墨西哥坎昆召开，达成有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共识的可能性却正变得日益渺茫。
美国应该率先将地方气象与全球气候变化联系起来，最好的办法是：在每日天气预报中，提醒人们除了增减衣着、携带雨伞之外，也应为气候变化做一点事。
但这估计很难做到，其症结在于：“很多电视气象预报员对人类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仍很怀疑。他们受到化石燃料产业宣扬的观点—即责任不在人类所蒙蔽……我们是在与一个资金非常雄厚、一心想提供虚假消息的敌人作战。”马斯特斯告诉我。
(洪立译。本版专栏由作者独家授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本报文字) - 2010-08-26
- 仇富与患不均
- 在Twitter 上发言，说到新加坡也有仇富现象，但不便透露消息来源。结果引发不少回应，大部分认为不可能。其中有迁居新加坡10 多年的中国大陆移民，更多则是大陆网友。在大家的印象中，新加坡是一个相当和谐的地方。
如果换成说香港存在仇富现象，赞同者或许就会多很多，因为媒体报道给人留下香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印象。因此，香港官员总是很羡慕新加坡。
倒是一位新加坡同行客观得多。毕竟是土生土长，而且从事媒体行业，他看到、听到的比别人多一些。他说，倒不是仇富，而是新加坡人痛恨贫富不均；这相当程度上是政府的政策导致的。
这提醒了我：人们认为香港出现的仇富情绪，特别是80 后年轻人在网上对地产商的憎恨言论。但仔细想想：这到底是仇富还是患不均？两者是很需要分清楚的不同概念。
不久前，香港发生了大浪西湾事件：有富豪在当地收农地建私人庄园；在民意压力下，政府出手使项目暂停，这一香港胜景终于未遭到致命破坏。
这个由网民自发组织、蔓延到社会的反对行动，是否出于对富人的不满？其实民众最关心的是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政府做得是否足够。说到底，还是对政策的质疑。
如果政府对这个问题足够敏感，就不会引爆成为如此大事件。而政府的不作为，往往会给与资本更多的机会。事件实质其实是如何确保社会公平：自然景观是不是公共财产？如果是，政府是否尽到了保护责任？
正如新加坡同行所说，贫富不均往往是政策造成的；原因可能在于利益的分配，甚至存在官商勾结，也可能是因为理念—到底是重商、重经济发展，还是重社会的公平正义。
如果说香港存在仇富情绪，那么政府每年“派糖”—给低收入人士发放补贴时，应该是掌声一片，结果却不是这样。被补贴者不感谢政府，纳税主力的中产阶级和舆论界则相当不满，认为政府没有真正帮到最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还没有资格申请公屋的新移民、住笼屋的非公屋住户。
仇富带有非理性成分，对那些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人不公平，也是社会不成熟的表现。痛恨贫富不均，则是不满那些得到政策优惠的富人，以及照顾他们的政府。
在中国大陆也一样。很多专家担心，社会仇富情绪越来越强烈。如果社会不能为人们提供通过努力积累财富的环境和渠道，各种资源为富裕阶层所垄断，那么不满情绪自然会高涨，但这不叫仇富，而是患不均。所以，一些香港年轻人喊出了“反特权”的口号。
如果用老套的眼光去分析这些年轻人，以为他们针对的是富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年轻人的价值观和追求，以及对社会和政府的要求，确实不一样。 - 2010-08-26
- 不为名利的人们
- 八名在阿富汗的义工遭到枪杀，其中的华裔英国女医生吴凯伦备受关注。因为完成这次工作之后，她就要披上婚纱。当然，对于华人世界来说，更因为她有华人血统。
因为工作关系，我在世界各地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原本在自己的家乡—多为现代化城市，有稳定甚至让人羡慕的高收入工作，但他们放弃了这些，选择到一些陌生而充满危险的地方，去帮助素不相识的人们。
如果没有这些志愿者和慈善团体，单靠政府力量，远远不能满足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
吴凯伦有自己的Facebook 网页和博客，她在上面张贴阿富汗儿童的照片，介绍当地的医疗状况，呼吁捐款，目标是在阿富汗偏远地区建一个诊所。
她在最后一天更新的博客里写道：“虽然在当地的工作，需要付出体力和承受精神压力，还有风险，但对当地人来说，基本的医疗是如此重要，付出这些也值得。”
不少人赞叹她的伟大，不过在我看来，这反而误解了她和她的同行者。他们不是为了伟大，才去做那些事，只是觉得这是自己想做，也应该做的事。
他们都是些很平凡的人。遭到枪杀的义工中，有不少媒体根本找不到影像资料。但伟大的事情，往往就是平凡的人在做。
玉树地震，让我们看到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黄荣福，他很看不上那些带目的行善的人。当他为了救孩子而失去生命之后，家人婉拒了特区政府给的荣誉，觉得阿福只是想帮助别人。同样，吴凯伦的家人在声明中提醒：只有她舍命相助的人继续得到帮助，才是对她的最好纪念；她做的都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人觉得，自己太平凡，只能做些平凡的事情，捐点款，但不会去如此危险的地方。我总觉得，当一个人真心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就不会计算得如此清楚，也不会去计较最后的可能结果。只有刻意和计算过之后想要伟大，才会想这么多。
吴凯伦的人生是精彩的。她总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而这些激励了她身边的人。得知她要去阿富汗，有朋友在她的Facebook 上留言：“我们中的许多人面对现实世界无非摇头叹息、束手无策，时不时给慈善机构捐点款。你给我们所有人树立了一个榜样。”她也是幸福的：在喀布尔机场，遇到了未婚夫—一个在保安公司工作的英国人。
其实我们都可以成为吴凯伦或黄荣福，不带功利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想想能为别人做点什么。不需要爱心爆棚，只需要一点点关心，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总是需要别人的帮助。
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身处阿富汗的是我们，我们会多么希望有人能伸出手，给一点帮助。 - 2010-0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