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留下野史的时代,正史是无趣和难以置信的。
2009 年在东京参与“亚洲相遇”项目的间隙,我翻看着新买的《人类表演学:平行发展式》。那是美国《戏剧评论》(TDR)杂志的翻译选编集。书中有若干篇文章与纪录剧场有关,包括一篇《寻找新现实——德国文献戏剧》,作者是托马斯·艾尔默。把“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译成“人类表演学”,显现着这个时代的浮夸。而在一个有优秀历史写作传统的文化中,把“Documentary Theatre”译成“文献剧”,亦近乎用词不当和欠缺其他学科知识。艾尔默那篇文章里有彼得·魏斯(Peter Weiss)的经典定义:“文献剧是报道事实的戏剧。诉讼的正式记录、档案、信件、数据表、股市通报、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官方评论、演讲、访谈、名人言论、报刊、广播、照片或事件的影像报道以及其他所有媒介见证了当下,成为创作的基础”他另指出,“新的文献剧通过详细地理解媒体文化、解构主义理论,以及不以剧本为主要基础的戏剧形式去探讨当下的现象。”
上面译文为书中原译。“文献”一词,中文自有词义。我想,从 Documentary 和艾尔默文中所描绘的创作基础出发,我更愿意将其译作“纪录剧场”。简单来讲,它跟我们熟知的纪录片在意义和形式上渊源相近。
纠结于概念,也说明对这种“剧场”的兴趣。2009 年,我在东京错过了欧洲著名的里米尼纪录剧团(Rimini Protokoll)演出的《资本论》(Karl Marx: Capital)。但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赶上了他们演出的《集卡》。这个团队尽管成名已久,但仍属纪录剧场新一代,他们发展出由真人呈现真实生活内容的演剧方式。《集卡》是一出让观众坐在改装过的集装箱卡车上,由真正的集卡司机开着车子,一路跟你讲诉他们日常生活的戏剧。冷峻的是,在集卡行驶中,观众总能看到卡车前后不远处伴随演出的警车。这时“现实”从日常的司空见惯里跑出来,成为可以更容易被认识到的真实。
过了几年,2013 年 5 月,我受德领馆文化教育处克劳斯·海默斯邀请,参与策划一场名为“从现场到剧场”的中德戏剧论坛活动。两位德国嘉宾,一位是葛思娜·施密特(Gesine Schmidt),她参与编剧的作品《致命一脚》(Der Kick),竟在前几年读到的《寻找新现实——德国文献戏剧》中被详细提到。另一位就是年轻的凯·图赫曼(Kai Tuchmann)。跟他的相遇,开启了我们之后两年的合作。
2014 年春天,我和草台班同仁通过集体创作,完成了一部新戏《世界工厂》。为筹备这部戏,我四年中做了大量走访和阅读,完成的戏也被认为接近纪录剧场风格。也是在这个春天,里米尼纪录剧团的三位核心创作者之一的施岱方·凯齐(Stefan Kaegi)来到上海,我担当了他的讲座的主持。夏天,凯·图赫曼再次被短暂邀请来上海,带草台班做两天的纪录剧场工作坊,并做了讲座“作为社会实践的纪录剧场”。
在我们期待 2015 年的合作机会时,凯·图赫曼功入选了歌德学院这一年的上海艺术家驻地项目。我曾分析凯在亚洲的工作方式,他总带来一个西方文本,比如一篇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散文,将它与要讨论的社会议题编织到一起呈现。凯说,对文本和资料的研读是他在德国的剧场训练的基础,也成了他做戏的切入点。但我觉得,或许在潜意识里,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也非常需要一个来自他自己文化的立足点,以此介入通常头绪纷繁的当地现实或历史。而与他一起到来的这个“他者”,也让我们重新看待已有的角度和认识。几年前,草台班成员吴梦和吴加闵创作过一个关于棚户区的小片段,其中借用了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故事。于是我向凯建议,是否请他在这个基础上,带动一个通向创作及排演的工作坊,这样可以把他的方式,与草台班的工作编织到一起。
在凯·图赫曼到达上海五周之后,大约花了六七十个小时,最后他与近十位草台班成员一起,共同完成了新戏《废物》的创作和排演。共同工作期间,对于何为“纪录”和如何看待各种来路的资料,我们显然有不同的经验和认识。凯·图赫曼讲述了德国历史对他的影响,其中媒体曾经被权力高度操控的沉重经历使他对媒体资料尤其审慎。在这个基础上,我理解纪录剧场是一种寻找真相的过程,用以对抗媒体和权力的误导。而我们的困难是,这个时代正史照旧堕落,另一方面,自媒体狂欢、道听途说成为宣泄不满的途径。在这种现实里,如何寻找真相和可信的讯息来源,甚至如何让新生产的“纪录”不被当作流言的一种?在这些夹缝当中,我同意凯说的,2015 年的合作是我们合作的第一阶段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