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夏邦的《犹太警察工会》融合了科幻、神话、宗教、现实、悬疑、侦探、黑帮等多种元素,从中更可以窥见拉伯雷、格雷厄姆·格林、约翰·勒卡雷,到詹姆斯·M·凯恩和劳伦斯·布洛克等文学名家的影子。(图:迈克尔·夏邦 1963 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一户犹太裔家庭,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写作天赋,十岁时即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


扬威今年奥斯卡的神片《鸟人》(Birdman)很早就在影评人中炸开了锅。大家对该片的类型一直争论不休:艺术片?奇幻片?商业片?或者,电影工业流水线上乱炖乱煮的大杂烩?这使我想起创作风格与该片相似的美国作家迈克尔·夏邦(Michael Chabon)。有趣的是,除作品难以归类外,夏邦的代表作《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Kavalier & Clay)也是一部为“过气英雄”树碑立传的神作。
迈克尔·夏邦 1963 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一户犹太裔家庭,父母都是律师。夏邦从小就表现出极高的写作天赋,十岁时即写出第一个短篇小说。1988 年,夏邦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兹堡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Pittsburgh),赢得“塞林格接班人”的美誉,1995 年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天才少年》(Wonder Boys)。真正奠定夏邦文坛地位的还要算发表于 2000 年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该书为其赢得了次年的普利策小说奖。这部作品的不同凡响之处有二:一是它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为漫画——这一为主流文化不屑一顾的艺术类型——作传的小说,也可说是一阙缅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大众文化黄金岁月的挽歌;二是这本小说的写作手法所呈现的眼花缭乱的“跨类型”色彩,让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而夏邦纵横捭阖、统合利用素材的精湛技巧就如其笔下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逃脱侠”一样神奇绚烂。

在《匹兹堡的秘密》和《天才少年》两部长篇小说之后,夏邦凭借第三部长篇小说《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赢得普利策奖

《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的跨界写作,使夏邦无法被贴上一个已有的标签,也从此从文学教材和辞典的概念化教条中,“逃脱”了出来。当然,他在各种领域之间左右逢源、游走裕如的写作姿态,也让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无所适从。夏邦 2007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犹太警察工会》(The Yiddish Policemen's Union)尽管收获了诸如星云奖、雨果奖、轨迹奖等众多科幻文学大奖,但人们读罢此书,还是觉得这是一本无法简单归类为“科幻”的小说,而那些对悬疑和推理抱以热情期待的读者,则干脆吐槽这本小说应该角逐纯文学奖项,一如当年媒体和读者面对《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获颁普利策奖时一样感到弹眼落睛、莫名其妙。
先说说《犹太警察工会》的大致梗概吧,这一次,夏邦将焦点转移到了自己所在的族群:犹太人。小说的时空背景属于虚拟历史或者说架空类型,1948 年耶路撒冷被阿拉伯军队占领,以色列建国三个月即遭灭国。大批犹太人奔赴美国阿拉斯加州避难,在锡特卡市及其周边地区拓土定居,该市不久成为半独立的犹太人国家,及至 21 世纪初,美国政府打算驱逐犹太人并收回丧失已久的管辖权。在管辖权移交前两个月,锡特卡警察局警探、本书主人公梅耶·兰兹曼,发现他所居住的旅馆发生了一起犹太人被杀事件。被害人梅纳赫姆是锡特卡黑帮组织维波夫犹太人领袖、施皮尔曼拉比久已失踪的独子,也是背负着“弥赛亚”(救世主)美名与众人期望的“神童”。兰兹曼深入锡特卡黑帮、印第安保留区以及犹太人用以逃难的地下水道,顺藤摸瓜,终于破获了这起美国政府联合犹太激进分子策划反攻巴勒斯坦的惊天大案。而兰兹曼与《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的主人公一样,在面对黑暗深邃的外部世界时,也在面对着自身由离婚、酗酒、孤独、幽闭恐惧症所层层钩织的黑暗深邃的内心世界。

《犹太警察工会》[美] 迈克尔·夏邦 著,陈震 译,黄山书社,2015 年 1 月出版

虽然很难为这本融合了科幻、神话、宗教、现实、悬疑、侦探、黑帮等多种元素的小说贴上合适的标签,倒是可以从中窥见一系列作家,从格雷厄姆·格林、约翰·勒卡雷,到詹姆斯·M·凯恩和劳伦斯·布洛克等众多纯文学和类型文学名家大腕的影子。或许,我们从小说复杂而多变的语言风格入手,来理解小说在文学上的师承及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会显得更为妥当。最为明显的是那些如法国作家拉伯雷《巨人传》那样生动、活泼、孟浪,乃至有点挥霍成性的漫画式语言。夏邦描写施皮尔曼拉比的文字,简直就是从《巨人传》中直接截来的:“施皮尔曼拉比是丑陋的高山,荒废的大沙漠,窗户紧闭、水龙头忘关的卡通房子。一群小不点围着他他们爬上他面团般的手臂、大腿,还有身体其他部位,骑在他头上往下压。他的双排扣长礼服和裤子是用上好的黑色丝质天鹅绒料子做的,其精致尊贵让人不由得想到劳斯莱斯。他的臀部硕大无朋,就是搬来史上最伟大的十八位圣人,恐怕都无法确定这庞然大臀是人造还是神造的。他起身或是坐下,你都看不出任何差别。”但是,夏邦的拉伯雷式写作却指明了作家存在的最本质意义,不在于担任宣道的公知,抑或不偏不倚的法官,而在于并且仅仅在于描写他眼中看到的世界,并将之做成能为公众所认知的艺术。这样的艺术,不消说,是有好恶、偏见乃至歧视的,也是会引起争议和不满的。
除拉伯雷式的语言外,《犹太警察工会》摇曳生姿的文字风格,还受夏邦十分复杂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对犹太复国主义能否带来上帝的“应许之地”的观点所影响。夏邦的态度,可谓介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中东占领计划负责人,也是本书反派之一的利特瓦克,与主人公兰兹曼之间。较之兰兹曼如闷骚包一样难得袒露自己的内心,“古巴战争”幸存老兵、口不能言而只能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的利特瓦克,反倒更像是个滔滔不绝的话匣子。我们且听他怎么说的吧:“他们(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能从新生的红色小母牛身上看到神的希冀,他(利特瓦克)却只看到一百万纳税人的钱被用于搞母牛体外受精实验;他们能从火祭红色小母牛的仪式里看到以色列的净化与千年承诺的实现,他却只看到一个古老游戏里的必要一步——犹太人的存续。”
兰兹曼与利特瓦克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不相信那些神神叨叨的奇迹,而只相信理性、科学、华盛顿在犹太复国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犹太人存续”这样严酷的现实问题。他们的区别在于,利特瓦克仍然相信梅纳赫姆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为了这一点希望,他宁愿在这一需要祭出成千上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鲜血的事业上孤注一掷。
于是,整本小说的语言风格,或者说观察犹太人的视角,也呈现为这样两个时而互掐、时而融合的姿态:一种是上文谈到的拉伯雷式,讽刺、挖苦、调侃、嘲弄,其对象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激进和暴力、黑帮的贪婪与腐败,以及若干犹太习俗貌似虔诚的虚伪。夏邦还时不时地调用魔幻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来渲染、夸大所描写的种种“奇形怪状”,这也是小说读来带劲、好玩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关于犹太习俗,夏邦写到“边界大师”津巴利斯特所干的“划地”营生。什么叫“划地”呢?就是按照教义,犹太人在“安息日”不得从事公共活动,为了照顾有些犹太人经营、收租、放租,乃至敲诈勒索之类的违法犯罪活动,津巴利斯特就会使用绳索和栏杆,人为地造起一条街或一堵墙,名之“私人领地”,在其中从事的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是私人活动,当然不违背教义的精髓。
另一种是浓得化不开的伤痛、怀旧与希望。且不说犹太人家家户户收藏的从欧洲(纳粹大屠杀)和中东逃难带来的、记载着丰富历史记忆的坛坛罐罐,光是夏邦对不同职业、地位、派别的犹太人的描写,就足见他在犹太复国主义上的纠结态度。夏邦在猫和兔子交配的“奇迹”、待杀的鸡突然开口用亚拉姆语说“弥赛亚就要降临”,或者极光勾勒出大胡子圣人之类的犹太迷信上,从来不吝惜其讽刺挖苦的本事,但有趣的是,当我们看到那些惯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黑帮,竟然也像平头百姓那样,对之奉若天启、衷心崇拜时,我们心里难免生出一点既滑稽又悲悯的感受来。
而夏邦对梅纳赫姆所施的“神迹”(治病、救人、祝福、预言,等等),则直接摆脱讽刺和挖苦,而给予最真诚和良善的刻画,并且,还是大尺度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应该说,这样的刻画是有点失真的,但另一方面,这可能也是夏邦在犹太复国主义这个主题上,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故事中,梅纳赫姆对于“弥赛亚”救世的重担忍无可忍,而宁愿选择堕落、吸毒、流亡,并最终借他人之手杀死自己,“逃脱”了这个报复与鲜血恶恶相循的混乱世界。
这种讽刺与同情的双重态度,使我们在读这个警察追缉凶手的故事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移情现象,那就是我们对万恶的犹太黑帮及其极端宗教组织,生出深深的同情来。可以说,主人公兰兹曼与利特瓦克们其实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他同样为犹太人的命运担忧不已,但比起族群来,他更为忧惧的是无比空虚、无比孤独的心灵和生活,这可能就是像夏邦这样完全世俗化了的美国犹太人不同于原教旨主义者的特征所在。
小说中,兰兹曼对于各种为了某种抽象的主义而不惜血流成河的理念,兴味索然,他认为得救之道并不在通过战争、在耶路撒冷的尸骸与废墟上重建新的犹太圣殿,而在于个人生活和灵魂的重建,“我的故土在我的帽子里,在我前妻的手提包里”。是的,生活不在遥不可及的彼处,而就在此处,在内心所熟悉的“罐头工厂、小提琴手和巴拉诺夫剧院的华盖”。因此,兰兹曼既不像大多数犹太人那样远赴耶路撒冷参加圣战,也没有揭发美国和犹太激进组织联手策划的阴谋,而是选择和前妻继续留在锡特卡,以在所有事情上缄口不语的条件换取居留所必不可少的美国绿卡。
这样的结局一定会让所有人都大呼这又是个烂污的糟糕俗套!喜欢英雄拯救地球故事的读者,也一定会对兰兹曼出卖正义和良知的妥协深感不满。但是,正如《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无所不能的英雄在击败纳粹之后无用武之地一样,兰兹曼的选择,也是唯一能让故事的逻辑和作者的观点不前后脱节的理想方式。是的,夏邦笔下的英雄人物从来不是光鲜潇洒、悠游自在的 007,他们固然能上天入地,“逃脱”地球的引力,但逃不脱人情、世俗和现实政治法则的掣肘。这是夏邦“跨类型”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外壳底下的一枚始终坚硬如斯、凿钻不破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