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大海啸,导致福岛核电厂发生严重事故,日本叫停境内所有核电站进行维修检测。虽然核灾难的善后工作至今尚未完成,首相安倍晋三却准备重启核电。福岛县仍然生活在核阴影之下,陷入孤立状态,传统文化习俗也面临消失的危险。(图:木下拍了很多废墟的照片:搁浅内河的轮船遗骸、被拦腰截断的参天大树,成片的建筑废墟,摇摇欲坠的空房……)


四年前日本遭遇的那场三重连环灾难,至今让世人记忆犹新。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东部海域发生里氏 9.0 级大地震,接踵而来的大海啸又夷平了东北三县的大部分沿海村镇,并导致福岛一号核电站——东京电力公司下属的世界最大核电站的供电系统遭到毁灭性破坏,反应堆冷却系统瘫痪,核燃料外泄、废水外流,核电站面临爆炸的危险。3 月 12 日,日本官方承认发生核泄漏事故,紧急疏散电站周边 20 公里的居民。

灾后一片凄凉的福岛。辐射值 0.39 微西弗/小时

四年过去了,流离失所的日本灾民画面已经从电视新闻中消失。福岛这个日本的小粮仓,经历核灾难重创后一蹶不振。农产品严重滞销,破产农民不在少数。2014 年,福岛大米虽然重获出口资格,但对“敏感大米”敞开大门的只有新加坡,福岛农民的处境依旧举步维艰。
今日福岛究竟是何种模样?灾民如何熬过这段恐怖经历,是否已经走出核灾阴影?《外滩画报》就此采访了两位在事故后深入灾难腹地调查的摄影师:法国人卡尔内(Frédérick Carnet)和日本人木下(Uma Kinoshita)。
2011 年,卡尔内来到日本,横穿灾区进行拍摄,还认真记录当地的辐射值。木下则常年在灾区蹲点,和灾民朝夕相处过程中,她放弃以往的文艺风格,成为一名纪实摄影师。两人虽未曾谋面,但因拍摄福岛结缘,成为 Facebook 好友。人与自然是他们共同热爱的创作主题,反对核电也是两人的共同主张。

法国摄影师卡尔内(Frédérick Carnet)

法国摄影师的经历尤为特别,他的灾区拍摄经历被 NHK 记者小野泽淳拍成一则新闻。
卡尔内是日本迷,尤其迷恋日本乡下。福岛事故后,他天天蹲在电视前看灾区新闻,感慨万千。后来福岛的新闻淡出媒体视线,他决定亲赴“前线”,记录灾区和灾民生活。
2011 年 11 月,他扛着两公斤重的大相机和自行车,搭上去日本的飞机。抵达后稍作休息,他便来到福岛。这位有心的摄影师每按一次快门,都会用随身携带的盖格仪测出当地的辐射值。
卡尔内的拍摄条件很艰苦。为节省开支,他吃快餐、住小旅馆。有一天,他只顾拍照,忘了看时间,眼看天色渐暗,却没找到旅馆,最后侥幸搭上一位老司机的大卡车,走出灾区才找到落脚处。还有一次他来到一个小城,整个城市被海啸摧毁一半,包括他本来打算入住的旅馆。最后,他只好投宿情人旅馆(love hotel)。老板得知他要住整夜,不愿让他留宿,他经过一番软磨硬泡才得以住下。他还住过一家旅馆,底层已经毁于地震,他在继续营业的二楼度过几晚。
“我刚踏入灾区的那几天,每天都哭得稀里哗啦,一方面是我比较敏感,一方面是我意识到自己此前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以为自己每天看新闻,对福岛的近况很了解,但到了当地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我经过的某些村落,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战争遗址。我在那里呆到第三个星期,就再也呆不下去,心理上无法承受了,于是跑到外省透了口气。”卡尔内回忆道。
一个周日的中午,卡尔内照旧在加油站的麦当劳吃饭。他猛一抬头,发现店内所有小孩的脖子上都吊着辐射测量仪。他犹豫了一会,跟邻座孩子的父母聊起来,怯生生地提出拍照的要求,小孩的母亲同意了。卡尔内让孩子们把项圈放在醒目位置,按下快门。
“拍完照片,我和他们告别,继续赶路。脑海里一浮现出孩子的眼神,我的眼泪就涌出来了。”卡尔内激动地描述当时的场景,“这是我所有照片中最残酷的一张,因为拍照片的那一刻,我脑子里就闪过一个念头:他们几年后会不会患上白血病或者甲状腺癌?”
卡尔内本是一名商业摄影师,擅长吸引眼球的广告海报拍摄。但一到灾区,他变得非常冷静,镜头始终围绕着灾民。可惜他不会日语,所以格外珍惜在途中遇到的每个会说英语的人。一天他赶路时,一个手执登山杖、头戴斗笠的老先生引起他的注意。老先生是个佛教徒,经福岛一路北上,为灾民祈祷。卡尔内一脸困惑地问:当地人经过如此大灾大难,为什么没有崩溃?老先生说,灾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全靠内心的信仰,他们相信大自然只是拿走自己不需要的那部分,而且大自然的力量永远比他们强大。
卡尔内的另一段难忘经历,是和 NHK 记者小野泽淳的不期而遇。日本记者提出要采访这位灾区摄影师,起初卡尔内心里有些排斥,但他突然想到日本记者能帮助自己更好了解灾民的真实想法,于是接受邀请,但强调由他“担任”出镜记者采访灾民,小野在后面跟拍。
“NHK 是日本国家电视台,所谓的主流媒体,我担心他们的记者在处理新闻上比较保守。小野泽淳一开始采访我时,就有意引导我。我很清楚他希望我说些恭维话,诸如‘日本人都很团结’。但我根本不配合,绕开他的问题,表达我真实的所见所闻。”他说。
令卡尔内欣慰的是,新闻播出前,他接到小野的电话,在旅馆里收看那条新闻。当天,他骑车经过一个村口,一位日本老太太大老远就朝他招手。卡尔内停下后,老太太激动地握着他的手,絮絮叨叨一通。卡尔内只能听懂“阿里嘎多”,笑着安慰老太太,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如果说卡尔内的拍摄反映了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木下的镜头则有更多的时间沉淀。核灾难对福岛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破坏,更是对当地传统文化的打击。她看到中青年灾民纷纷撤离,福岛的孤立状态更为凸显,很担心外界对福岛的境况已经不再敏感,甚至充耳不闻。
木下在福岛拍摄了四年。核灾发生时,她对要不要去拍摄纠结了一个月时间。现在的她已经想清楚了:如果当时没去拍,今天会更后悔。当然,当时的纠结也出于一种顾虑:担心自己一时受好奇心驱使,冲动拍照后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另一个原因是,她擅长艺术摄影而非纪实摄影。终于有一天,她不再纠结,告诉自己福岛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作为一个摄影师,她有义务去现场走一趟。

日本摄影师木下(Uma Kinoshita)

她抵达福岛时,海啸的杀伤力仍然触目惊心。“一开始,我都无法拍照,尤其一想起那些受害者,我更加难受,一种罪恶感侵袭了我。我记得我在拍照片之前,一般都会先合掌祈福,心中叨念‘请饶恕我’。当我走入山里,我发现村子本身受海啸的影响并不大,村民撤离只是因为核辐射,我一下子又感觉特别惊恐。这和先前那种惊恐不同,是另一种恐惧,那种要面对突然间人去楼空的恐惧。在这两种境况下,我都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木下坦承,“不过真的开拍以后,我就变得镇定了。”
木下拍了很多废墟的照片:搁浅内河的轮船遗骸、被拦腰截断的参天大树,成片的建筑废墟,摇摇欲坠的空房,陷入泥坑的汽车,狼狈的流浪狗,散落路边的洋娃娃和佛像……多数照片都作了详细注释:“浪江町,这艘船依旧搁浅在这里。两年多了,清理工作一直没开始,这里距离核电站仅有 10 公里”;“浪江町,人们在慌乱中撤离,以为自己很快能返回,所以没有带走牲畜。这些动物暴露在核辐射下,最后活活饿死,无声地归入黄土”;“南相马市,人们穿过树林。这里本是通往海滩的阶梯,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踏上第一个阶梯,走了几步后就迷路了”。

“浪江町,这艘船依旧搁浅在这里。两年多了,清理工作一直没开始,这里距离核电站仅有 10 公里”

时间慢慢过去,自然灾害留下的痕迹越来越不明显。她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她和他们一起迎接新年,用镜头记录村子的各类习俗,她也担心村里的百年习俗会就此终结。“过年时,这里的小孩会把头钻进狮子口里,寓意健康和幸福。”她在摄影集《灾区的祈祷者》(Prayer in Stricken Land)中写道,“很多家庭都四分五裂,年轻夫妇担心自己的孩子受到核辐射,都纷纷离开了。这里的死亡率很高,尤其是老人,很多人死在临时居所,自杀率也很高。”

木下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和他们一起迎接新年

她开始思考灾难对当地人和文化的深层次影响。“如果只是自然灾害,状况很可能会很快好转,但核事故让一切都变味了。”木下感慨道。

B=《外滩画报》
C=Frédérick Carnet,K=Uma Kinoshita

B:你为什么对日本着迷?为什么没在福岛事故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C:我有一个法日混血儿朋友,2008 年他带我去日本玩了一趟,我们去了东京等大城市,也去了一些小镇。我对日本人和自然的关系比较着迷,回国后就开始酝酿去日本拍“人与自然”主题。去趟日本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一直没行动。后来福岛发生海啸和核泄漏,我想时机到了。我没有选在第一时间去,是因为我不喜欢一哄而上的感觉,希望能有一段缓冲的阶段。我去的时候,所有的外国记者都已经离开,我反而觉得清静。
B:你在灾区接触了不少灾民?
C:在灾区,我碰到三类人。第一类根本不担心核辐射,相信政府,非常乐观;第二类人已经迷茫,不知所措;第三类人清楚地意识到核电的危险,努力奋起抗争。总的说来,灾民看上去比较镇定,但难以掩饰内心的紧张。
B:三者各占多少?
C;这个难说,毕竟我接触的人有限。日本人本来相对低调,平时不吵不闹,但经历过这次事故,他们学会了抗争。
B:你在福岛那么长时间,不怕辐射吗?
C:去核泄漏的地方肯定有风险,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在灾区时,测试仪从不离身。核辐射这玩意无色无味,没有声音,你无法预测。反正,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测试仪一直哔哔作响,有些地方超标 10 倍,有些地方超标 20 倍。比如,我有一张照片是社会住房——距离福岛市区 6 公里的社会住房,这里的辐射值是 1.62 毫西弗/小时(日常生活中的辐射量为 2.4 毫西弗/年——编注)。在当年的切尔诺贝利,这已经达到疏散标准了。

徒步行走的佛教徒(拍摄于岩手县),他从福岛出发,一路步行到青森市,为灾民祈祷

B:这是明显的失职啊。
C:一开始很多市民都去告政府,但他们的代理律师都败诉了。你要知道这个区域有 200 万人,赔偿成本太高,政府双手一摊。
B:你对 NHK 记者的报道满意吗?
C:我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记者,而不是一个宣传者。我们共同采访的几个日本人都在短片中出现,没有一个被落下。另外,关于我的那部分,他也没怎么剪,至少没有断章取义。电视么,总要有剪辑,我也可以理解。
B:你和那家孩子有联系吗?
C:没有,我当时给孩子的妈妈留了邮箱地址,但她从来没有联系我。我真心希望他们已经搬走。
B:你怎么看待灾难类摄影?摄影师应当扮演何种角色?
C:老实说,我去日本部分出于个人原因。当时我在职业道路上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当摄影师——是为了赚钱,还是为艺术。后来在拍福岛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人生方向。我要为艺术摄影。
B:好像现在为福岛做公益的多是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
C:确实,我觉得科学家大多太自信,反而艺术家比较敏感,对灾难感受度高。另外,艺术家做的东西更容易引发人们思考。艺术本身就是让人去思考。
B:你为什么拒绝拍触目惊心的照片?
C:我觉得没用。吸引眼球的照片也许有力量,但它并不能反映全部事实,照片背后的故事和细节才能真正打动人。你听说过吗?在无人区,有个农民留在那里照顾流浪猫狗和牲畜,很多记者采访他,这个故事吸引眼球吗?
B:我觉得这个农民值得尊敬。
C:我也尊敬他,只是我讨厌一哄而上的行为,我讨厌记者的造星运动。在灾区,还有很多破产农民同样值得采访。
B:福岛事故后,默克尔宣布德国将在 2020 年之前全面废除核电。作为法国人你如何看?
C:德国人是有勇气的民族,我非常敬佩德国领导人的魄力和开明。相比之下,法国政界领导人缺乏这样的魄力。其实,福岛核泄漏事件后,法国内部还有一群人不肯反思,理由很简单:因为法国不处在地震带,更不会发生海啸。其实这是错的,法国罗纳河谷区域(la vallée du Rhône)也有地震风险,而法国最早的核电站恰恰建在这里。
B:法国核电存在很大的利益集团?
C:不是很大,是极大!这条利益链的背后是什么,是法国电力集团、阿海珐。阿海珐在福岛事件中是受益者,发了横财, 福岛核反应堆流出的废水就是他们处理的。法国核电利益集团渗透力很强。插播一个故事,法国政府前面出笼一项法律,要求在民居 1.5 公里之内,不能有风力发电机。你知道理由是什么吗?风力发电机的噪音影响居民!法国还有一个问题:不少核电站超龄运转。
B:你反对核电?
C:当然!我觉得唯一能保证不发生核电事故,就是根本上退出核电项目,开发可再生能源。当然,你可以反驳说,核发电成本低,清洁能源发电成本高,那我告诉你,现在核电站的成本也很高:前期投入很高,维护费用很高,一旦发生事故,处理费用更加昂贵。你看福岛就知道了,东京电力公司,现在还在定时做冷却工作,一旦停止马上就有爆炸隐患。当然,日本政府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退一步说,核电事故无论发生在哪里,都不会百分百透明,法国、德国也一样。当牵扯到巨大的经济利益时,就不可能有百分百的透明。
B:核电事故真的发生了,问责也不容易。
C:我记得比利时电视台采访过一个福岛居民,她说如果我们当初坚决一点,坚决反对造核电站就好了。但我们不够坚决,在利益面前妥协了,所以有这样的后果。
B:你拍摄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C:孩子吧。只要想到孩子戴的项圈和无辜的眼神,我就很难受。
B:那项圈有防辐射功能?
C:应该没有。这是日本政府做的一个病理学实验,看微量辐射对人体产生的副作用,也就是说那些孩子都是小白鼠。你说,他们不撤离孩子,做实验干嘛呢?幸亏,日本还有一些志愿者在为灾区孩子做一些事情。

福岛的孩子都戴着辐射测量仪

B:你在灾区呆了这么长时间,村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K:大多数村民还在担心核辐射的影响,当然他们更担心也更愤怒的是,从事故发生到现在的四年时间,政府、东电、媒体对事故原因调查中的重要环节和数据缄口不提。事故的“元凶”还没有浮出水面,也没有被问责。
B:你有一个摄影专辑相册叫《迷失在福岛》,是你在福岛迷失了,还是福岛本身迷失了?
K:首先,我在那里也迷失了。海边城镇全都被毁了,山里的人都撤离了,往日的存在感消失殆尽,所以我迷失了,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很多人和东西都在这个地方消失。我说的并不单指物质财产,比如车子和房子,而是某种身份的消失。以前这里的人,和土地有一种强烈的纽带关系,比如很多村民几代都依靠农业或渔业生存,这个地方三代同堂的并不少见。农田和渔网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地方有很强烈的社交纽带。这些都消失了,我也不知道福岛是不是迷失了,但我觉得这里的人们很难再维持以前的身份。

“海边城镇全都被毁了,山里的人都撤离了,往日的存在感消失殆尽”

二本松市农民 Ono Tatsuhiro,经营干香菇生意。核辐射后,他的香菇卖不动,每年损失 250 万日元

B:灾难会改变福岛的传统文化吗?
K:目前,福岛各个社区的纽带相对来说还算稳固,但我觉得很难维持以前那种强韧的联系。很多有孩子的年轻夫妇已经搬走,还有很多人仍住在临时住房。在临时住房里,他们没有以前庆祝传统节日、举行宗教仪式的器具。有些人有参拜神殿或神庙的传统,但现在无法延续这样的传统,因为这些神殿都位于无人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他们无法全身心去传承原来的习俗。那里的人真的很累,压力很大,福岛的传统文化习俗可能会这样消失。

69 岁的南相马市居民 Mishima Atsuko,住在无人区的边界线

B:福岛之外的日本人对福岛关注吗?
K:他们对福岛的关注度越来越少,这也是我担心和难过的原因。
B:福岛事件会改变日本人对自然灾难的看法吗?
K:我希望人们能把它当成一个教训。
B:日本民间有很多反核电的团体,你和它们有联系吗?你自己的立场如何?
K:我不属于任何特定群体。东京有定期的反核电示威游行,我都会去站队。我反对使用核电。我觉得人们不能使用自己没有完全掌控的技术。
B:你对日本政府在福岛灾难中采取的措施怎么看?
K:恶心——对不起,我用了如此不礼貌的词。安倍在东京申奥时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下,但事实上很多事情没有控制好。此外,政府至今没有站出来说,要对这场灾难负责任。他们总是利用一些亲政府的科学家,制造一些假象或错觉。另外一方面,他们总是在大事化小。你知道吗,安倍政府现在筹备重新启动一些核电站(目前,所有的核电站都被封存),令人难以置信……
B:你怎么看日本媒体关于这场灾难的报道?
K:主流媒体现在永远不会报道不合政府意志的新闻。
B:你参加过一些国际摄影展。你希望国际社会都来关注福岛问题?
K:我不是一个目的性特别强的摄影师。我想摄影存在的本身,就是展示世界上发生的事。如果我的照片能让别人关注福岛,那我很高兴。另外,我觉得核电问题不是福岛一个地方的问题。如果我的照片能让人联想这一点,我会感到很欣慰。有人说,人类应该与自然共存,但我认为,人类应该生活在自然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应在自然允许的范围之内找生存空间。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人不能使用一些自己无法掌控的技术,以及违背自然规律的技术。
B: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摄影师还是纪实摄影师?
K:我也不知道。如果摄影是对现实的一种记录,那么我想我是纪实摄影师,有时候我也被归入这一类。但我更想被纳入“纪录艺术”那类。我很欣赏黛比 · 弗莱明卡弗里(Debbie Fleming Caffery),那个拍飓风的摄影师。
B:在日本,当一个职业女性摄影师处境难吗?
K:不,不困难。尤其现在,有这么多又轻又好的摄影设备,不用透支体力。日本有很多年轻女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