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乐笑言:“我们从来不歧视异性恋。”他对自己的同志身份也很坦然,偶尔也会带着伴侣出入办公室

 


中午 12 点刚过,Blue City 的 CEO 耿乐和员工一起下到公司一楼打菜。

今天的午餐是两荤三素:鸭腿,糖醋小排,凉皮,茄子,小白菜,外加一盒酸奶。Blue City 是一家“同志”社交互联网公司,在这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西方谚语失效了。

今年 10 月,公司从通州迁至如今的苹果社区后,耿乐给全体员工发了个“大礼包”:免费营养午餐,每周两次新东方老师英语授课,加班打车票全报销。
 “(福利)还不赖吧?”耿乐在朋友圈转了一条公司的冬季招聘公告。
这一切可以追溯至 10 月 31 日,苹果 CEO 库克出柜的第二天,Blue City 的主打产品、目前全球用户最多的“同志”交友软件 Blued,宣布完成 B 轮 3000 万美元融资,估值达 3 亿美元。
“有钱了,就会更有底气。”耿乐说,“第一是招人,让人员快速地扩充和发展;另外就是终于可以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产品,不被资本界打扰。”
在年初的媒体报道中,Blued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员工的“同志”比重。“团队 30 人,除 3 位是直男外,其他均为男同。”
经过 10 月的新一波招聘,团队中终于有了女性,直男也增加到 10 人。目前公司共有 45 位员工,其中“同志”29 位,比重 64.4%。
耿乐笑言:“我们从来不歧视异性恋。”他对自己的“同志”身份也很坦然,偶尔也会带着伴侣出入办公室。
采访这天,这款刚刚上线两年的垂直社交应用软件,再次刷新了它的用户数——1500 万,其中 300 万是海外用户。

同事们都没把耿乐当成领导,“都把他当大哥哥”。Blued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员工的同志比重。目前公司共有 45 位员工,其中同志 29 位,比重 64.4%

 

“同志”代言人
Blue City 的办公地点并不在苹果社区的写字楼里。看着记者手机屏幕上的地址,物业保安指了指相反方向,打了个哈欠,“这是后面的商铺。”拐到大楼南面,一眼便望见那个淡蓝色的门面。这是个两层的空间,公司刚搬来两个多月,还没来得及办暖房 Party,但已闻不到装修后化学气体的残留。
一楼承担接待与艾滋病检测,二楼是办公区。在耿乐办公室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 2×2 米的照片,那是五年前耿乐和几名“元老”将淡蓝网(Blue City 前身)从老家秦皇岛迁至北京时拍的。图片上,耿乐和六名同事用象征同性恋的彩虹旗包裹住下半身,故意露出娇羞的表情。
耿乐来了。“昨晚喝了茶,一夜失眠。”他比约定的访问时间晚了 24 分钟,见到记者时连声致歉。他看起来丝毫没有倦容,交谈时语速很快。拿到美国风投机构 DCM 的 B 轮融资后,耿乐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到 Blued 的产品推广与迭代上。
他开始频繁接受媒体访问,参加线下论坛与各类分享会,为 Blued 站台,甚至主动成为活动的组织方与发起者。11 月 27 日下午,Blue City 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主办的“青春零艾滋”主题活动在公司一楼启动。除了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嘉宾,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也代表官方来到现场。
在美联社 12 月 2 日的一篇报道中,吴尊友称赞,对于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而言,应用软件 Blued “是一个传递艾滋病预防信息的重要渠道”。当天的活动中,耿乐和吴尊友、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协调员苏凯琳一起点亮了一个红丝带大灯箱,并为北京第四个“淡蓝快乐检测室”(艾滋病免费监测点)揭牌。“其实我们想让领导来认可我们,在中国做‘同志’(应用软件)这件事情,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耿乐坦言。

 

“同性恋怎么能跟性变态放在一起?”
他的谨慎并非没有理由。
2000 年,耿乐创办国内首批“同志”网站淡蓝网时,是秦皇岛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淡蓝网的雏形,是一个叫“淡蓝色的回忆”的门户网站空间,页面背景是纯净的蓝,前景是一栋海边的小木屋,上面设有“文艺故事”、“留言板”等栏目,偶尔附上些图片。
耿乐上警校的时候,离海边就几分钟的步行路程,“对海特别有感情,淡蓝色是我对青春的所有回忆。”
耿乐由此开始过上了“双面人生”:白天,他是一名刑警;夜晚,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打理“淡蓝色的回忆”,并在网站上用化名讲述他作为同性恋者所面临的纠结。
2003 年,耿乐 26 岁,他成为秦皇岛市公安局最年轻的副处长。他突然间有了种优越感,开车不守规矩,直接拒绝领导介绍的承包商;朋友聚餐,他永远坐中间,撂一句,“想吃什么菜,自己点!”
与此同时,淡蓝网的第一次危机悄然来临。2005 年,公安部开始“网络严打”。服务器位于上海的淡蓝网在这场“风暴”中也被强制关停。耿乐打了个电话到属地公安局网络监察处询问原委。
“你好,我们的网站被关闭了。”
“你是什么网站?”
“淡蓝网。”
“是不是同性恋网站?”
“是啊。”
“同性恋违反社会公德你知道吗?”
“是吗?为什么违反社会公德?”
“你看看你的网站,那么多男人的身体,看着让人很不舒服!”
“你多看看就舒服了。”
2006 年,北京举办了一次“同志站长之家论坛”,耿乐去了,认识了不少朋友。当年 5 月,淡蓝网开始拥有了团队,耿乐在秦皇岛租了个三居室作办公场所。但他们依然是政府的“麻烦”。
上海的服务器关停后,他们只能“打游击”,抱着服务器,连夜坐火车,到江阴、丽水等小城上架。而等待耿乐和同事的,依旧是关停的结果。
淡蓝网的早期遭遇实际上有迹可循。2004 年 6 月 10 日,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工作委员会颁布《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在关于“淫秽信息”的定义中,其中一条写道:“淫亵性地具体描写同性恋的性行为或者其他性变态行为……”“同性恋的表述怎么能跟性变态放在一起呢?十年了,这个条款都没更新过。”耿乐至今仍感到难以理解。
在耿乐看来,北京奥运会之后,官方和舆论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有所改变”。2009 年,耿乐和团队一起把淡蓝网搬到了北京。这次,他决定主动到公安局备案。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网络监察处,耿乐来来回回看了好几个房间,找了个女警官,“就觉得女的好说话”。
“您好,我们想在北京做一个同性恋的网站,把服务器放在海淀可不可以?”耿乐心里完全没底。
“没问题。”那个女警官特别痛快,“只要你把内容管住就可以了。”
“我们都做了十来年了。”
女警官问:“我建议所有的内容先审核后显示,你能做到吗?”
“能!”那是五年前,耿乐和几个创始人在昌平租了一套单元房,一楼办公,地下室睡觉。在北京办公时,耿乐就向领导请“病假”,一请就是一星期。

 

和李克强握手
2012 年对于耿乐而言充满了戏剧性。当年 2 月,他接受某门户网站之邀拍摄的纪录片开始在网络上流传。过去十多年的“办网生涯”首次被同事和亲友知晓。
秦皇岛公安局的领导气不打一处来,连夜把他叫回来痛骂,“一个高级警官做同性恋网站,这两个关键词碰在一起太敏感了!你要不把网站关掉,好好当你的警察,要不就辞职!”
那几天耿乐思前想后,四处找朋友聊天。一个朋友的朋友跟他说,“你要给自己留一个退路的话,你就没有给你的创业伙伴留退路。”
耿乐第二天就写了辞职信。
2012 年 11 月 25 日,正在北京市卫生局开会的耿乐接到一个通知,第二天“有重要领导和你们座谈”。当晚耿乐没睡好觉,草拟了一份两三分钟的讲话提纲。
次日到卫生部会议室,他才知道,和他们座谈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现任总理李克强。与耿乐一起的还有其他 11 位中外民间艾滋病防治组织负责人。握手寒暄时,耿乐作了自我介绍。
耿乐在会议发言中说:“社会层面仍存在各方面的歧视,第一个是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第二个对男男‘同志’人群的歧视,在一个充满歧视的社会当中,对艾滋病的防治其实是很困难的。”交流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12 位负责人发言完毕,李克强作了统一回应。
李克强和他握手的照片,如今被耿乐扩印后装进木质相框,摆在他座椅背后的落地柜上方;《李克强总理接见淡蓝 CEO 耿乐》这条新闻,至今仍挂在淡蓝网首页顶端。
耿乐不否认,“这是一个比较有利的背书。”此后,民政部、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等政府机构举办的针对同性恋群体和疾病防控的研讨会,都接二连三向耿乐抛来橄榄枝。当年 12 月,已内测 4 个月的 Blued 正式上线。
耿乐个人的充分曝光,客观上促成资本对于 Blued 的主动关注。从去年 4 月天使轮的中路资本,再到今年年初A轮的清流资本,10 月份 B 轮的 DCM,三轮融资均是对方送钱上门。
有钱后,耿乐没大意。“其实我们一直在曝光和不给政府添麻烦之间找平衡。”他招兵买马,成立了一个“审核小组”,让技术团队在后台开发审核功能,用技术和人工手段删除用户在使用Blued过程中发布的色情与广告内容。

 

“他是个挺小孩的人”
李小杰是审核小组的负责人,在 Blue City 干了一年半,今年 26 岁,微胖,腼腆,是个“同志”。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瓶爽肤水和一瓶洁面乳,旁边的文件盒有些凌乱,但桌面很干净。
电脑屏幕上显示着 Blued 的后台操作页面,“用户管理”、“头像审核”、“照片管理”、“动态管理”、“群组管理”和“举报管理”这几个选项卡右上方,挂着上千个未读消息数提示,等待着审核小组去处理。
小杰和同事一天三班倒,交接班前,上一个值班人需要将“未读消息”处理完。“每天还要处理大量的客户来电投诉,一些用户把自己喜欢的直人(直男)照片传上去,直人发现了,就会来投诉。”小杰有个男友,俩人结识于武汉大学,至今已交往六年,男友每天都来接他下班,但他还没打算向家人“出柜”。
记者问他,这样的工作累不累,会不会枯燥?他慢慢摇了摇头,“我感觉很快乐,很有使命感,能够为“同志”做一些事。我们老大说了,明年我们的目标就是国际化。”在他眼里,“老大”耿乐是个挺小孩的人,年轻同事要搞个小聚会,他也争着抢着要来参加,如果不跟他说,他就会闹脾气。
“我们都没把他当成领导,都把他当大哥哥。”小杰说。

耿乐是个挺小孩的人,年轻同事要搞个小聚会,他也争着抢着要来参加,如果不跟他说,他就会闹脾气。图为 2014 年 7 月 15 日,Blue City 团队全体成员在秦皇岛海边合影

 

耿乐这几年也在给自己调整角色。辞职近三年,体制内的优越感离他越来越远。刚来北京时,耿乐没觉得自己是个商人,还用体制内那套,给大家开会,特装模作样,爱生气,爱训人,“就没有那种艺术,带团队的艺术,科技互联网公司的艺术,不是跟大家一起创业的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因为骄傲,有点忘记自己是谁了。”这位曾经的秦皇岛公安局最年轻副处长说,“反而生活往前推了我一把,让我重新看了一下自己,原来我就是一个很卑微的人。”
由于住得近,耿乐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有时候干脆步行。他有一辆车,2005 年买的,标致 307,但北京太堵,他也懒得开。
“我现在基本处于没有生活的状态。”耿乐每天在办公室待到晚上十点多,回家就瘫床上,想泡个澡,懒得放水,躺那儿玩会儿手机,听会儿音乐,连电视都不开,喝点饮料,吃点东西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又精神焕发。
他特意带记者走到公司的楼梯拐角处,那里有一面墙,贴着几个字,“秦皇岛的海和沙,那是淡蓝的家”。前面伸出的墙座上,摆着七个玻璃瓶,里面装着耿乐取自老家的海水和沙子。
耿乐父亲是普通工人,母亲无业。父亲城市户口,母亲农村户口。在他出生的 1977 年,中国的户籍政策是孩子的户口随母亲。“所以我是农村户口,从小就感觉被歧视。”初中时发粮票,耿乐班上 50 个人,48 个人有,他和另一个女孩没有,别的男同学就笑话他们俩,“你们是农村人。”
1992 年,耿乐初中毕业,家里决定让他上警校,因为“待遇好,最低一个月能发 39 块钱,马上就可以转成城市户口,毕业之后能有工作”。那时候的秦皇岛人民警察学校,距离海边仅有 600 多米,耿乐每天早上要去海边跑操,练习警体散打;他是学生干部,经常在海边组织全班篝火晚会;每天下了课,他就自己到海边去散步。

1992 年,耿乐初中毕业,家里决定让他上警校,因为“待遇好,最低一个月能发 39 块钱,马上就可以转成城市户口,毕业之后能有工作”。图为耿乐在秦皇岛上警校时,在家门口留影。这幅照片是他目前的电脑桌面背景

 

他的微信 ID 叫“安全超人”,在警校时自己给自己起的。他说,他从小就有一种感觉,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别人,或者保护别人。
12 月 6 日这个周末,一个多月没回老家的耿乐,起了个大早,挤地铁,赶8点的高铁回秦皇岛看父母。每次和母亲视频通话的时候,耿乐就特难过。“老妈在那头,头发又白了。我就想,如果我每个月回去三天,一年回去 12 次,每年也只能在家见爸妈三十多天。”
他小声说,自己在秦皇岛给家人买了一套海景房,就在警校旧址附近。
20 年前,他时常在海边散步的时候想,“如果在海边有一套房子多好!”就像《海边的卡夫卡》里面的那个少年,面朝大海,他的情怀在无边的海浪中困惑、摸索,如今,成就了他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