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告诉你他在亚洲的某个城市,没人知道他到底在不在上海。”3 月6 日,距离“设计的立场”设计艺术展开幕式只剩半小时,面对记者的询问,工作人员无奈地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五分钟后,一个瘦高的身影出现在展览现场,工作人员指着他说:“看!那不是库哈斯吗?他来了!”
  2002 年,这个叫作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荷兰人,赢得了中央电视总部大楼的设计竞标。这座矗立在北京东部CBD 的大楼被称作“世界上设计最激进的建筑”,与之相伴的还有50亿元的花费、过于奇特的造型以及安全和交通方面的隐患等,都使得它备受争议。伴随着质疑、非议与崇拜,库哈斯的名字迅速在中国走红。库哈斯和他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的分支机构也设到了北京和香港。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或建筑群正在或即将与库哈斯这个名字有所关联。
  接受《外滩画报》记者专访时,他说:“我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是因为它在方方面面都有着雄心壮志,而不是因为这里的建筑项目有着很高的预算,和钱完全没有关系。”


“我抓住了一个来中国建造大楼的机会”
  “他的眼睛是鹰眼,富于洞见;鼻子是钩鼻,嗅觉敏锐;嘴巴是刀片嘴,言词犀利;耳朵是招风耳,善于收听;手是巨手,没有什么可以逃过他的魔爪;腿是长腿,可以走得很远;身材高耸而消瘦,是建筑师中的哥特教堂和摩天楼;背微驼,长期与‘底层建筑’对话的进化结果;脑门无发,‘绝顶’聪明的表现。”正如一位在德国的中国建筑师所说,这是建筑界流传的对于库哈斯外貌的描述。
  眼前的库哈斯与建筑界的“传说”一一对应,丝毫无差。“6 点之前我都会在这里。” 对于记者的专访,他欣然应允,声音低沉,口吻亲切。
  库哈斯1944 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19 岁时,库哈斯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为荷兰《海牙邮报》的文化专栏撰稿,在业余时间创作电影剧本。5年之后,库哈斯转行学习建筑设计,并就读于伦敦“AA 建筑联盟学院”。28 岁时,库哈斯前往美国,先后在当时建筑界名气颇响的事务所工作八年。1975 年,库哈斯与其合作者共同创建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 2000 年,他以西雅图图书馆的设计获得世界建筑最高奖普里茨克奖。
  对于当初来中国的原因,他说:“我发现有一个机会可以来中国建造大楼,我就会抓住它。”2002 年,库哈斯和合伙人奥雷·舍人给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带来了一个“重磅炸弹”式的设计方案。两座竖立的塔楼向内倾斜,之间被横向的结构连接起来,总体形成一个闭合的环。这样一种回旋式结构在建筑界没有现成的施工规范可循,人们通常认为摩天大楼就应该高耸入云直指天空,库哈斯掀起了对建筑界传统观念的一次挑战。“摩天楼在绝对高度上的比拼毫无意义,高度只能取胜一时。因此,我们设计了一个更具标志性的建筑群,两座高楼渗透入城市的空间之内。”库哈斯说。
  紧邻北京东三环的央视大楼,总面积59 万平方米,最高建筑234 米,是规模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办公楼。奇特的斜塔造型及庞大的躯体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显得张牙舞爪,野心勃勃。铺天盖地的指责与争论没能阻止央视大楼的建设步伐,却在为库哈斯的建筑才能和公众知名度加分,成为他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
  2009 年元宵节,中央电视台新址园区在建的附属文化中心工地发生火灾,大楼西、南、东侧外墙装修材料过火,外立面受损严重。虽然火灾因燃放烟花所致,却给库哈斯和他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带来一丝尴尬——他们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至今没有完全投入使用。
  库哈斯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中国遭遇的最大危机隐藏在自己2004 年的一本书中。2009 年8 月,一条关于央视新大楼的传闻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在库哈斯名为《Content》的书中,刊载着有关央视大楼主楼和辅楼的漫画,分别指向“女臀”和“男根”。中国的不少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愤怒的中国学者指责库哈斯在与全中国人开色情玩笑。
  此时,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已经在北京和香港设立了办事处,正打算大展拳脚。如果失去了中国人的信任,一切都有可能画上句号。库哈斯很快嗅到了来自中国的愤怒,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的网站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关于此事的声明,澄清他们既不是那些漫画的作者,更曾经拒绝用这些图片做书的封面,而只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在书里。但是,更多的人只愿意相信,这些图片出现在了库哈斯出的书中,即便色情玩笑不是库哈斯设计央视大楼的初衷,他本人至少也是认同那些图片的。库哈斯的声明显得贫乏而无力。
  2009 年12 月,库哈斯将自己的“采访”项目——“马拉松对话”搬到深圳,邀请来自建筑、艺术等领域的30 多位精英进行长达8 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对话。一位参与者当众对库哈斯说:“我谈到关于CCTV 大楼设计灵感,如果来自色情,也未尝不可。”听到这种说法,库哈斯勃然大怒。而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这本书是一帮年轻人来做的,他们把没有被采纳的封面作为附录放在书中。”
  面对各种形式的追问,库哈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自己对于央视大楼的设计没有任何的特殊含义。不管是否奏效,他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处理这场“公关危机”。“我早就听说过‘大裤衩’这个名字,对于任何的俗称我都无所谓,那远不是我们这些建筑师所能控制的。”他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库哈斯
  “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建筑师设计了一幢CCTV 的大楼,为什么想建造这幢大楼?”
  “有杂志说扎哈·哈迪德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你的影响,你怎么看待自己曾经的这位学生?”……
  4 月9 日,北京,清华大学。对话嘉宾和观众将一个个犀利的问题抛给了身着绿色单衣的库哈斯。
  “我不太懂你的问题。”库哈斯没有辩驳,简单而迂回的回答时而引得全场哄堂大笑。对于不感兴趣的问题,库哈斯的回应或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答案,或者思考许久,默不作声。最终,这次对话的主持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徐卫国直接提出:“下面希望老库能正面回答问题。”
  在做建筑师之前,他有过5 年的记者职业经历。这个短暂的职业背景在库哈斯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他从未停止过写作,喜欢思辨与批评,通过交流从对方身上学习,总能牵动人们最敏感的神经。
  如果只是从事设计建筑,库哈斯一定不会成为今天的库哈斯。从1978 年开始,他所写的《癫狂的纽约》、《小、中、大、超大》、《大跃进》和《哈佛购物指南》等书,或成为畅销书,或是建筑专业的必备读物。其中《颠狂的纽约》一书,融论文、方案、作品于一体,是一本阐释他思想的奇幻“建筑小说”。
  除了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他还创立了对应的研究机构AMO,用写作来批判和解读与建筑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设计一个建筑时,库哈斯从不单纯考虑功能与结构,而是用他激情与乌托邦情怀给予厚重的阐释。这使得他成为有思想、有批判性,也最受争议的建筑师。正如对于央视大楼的设计,他说是批判摩天大楼越来越高的竞赛;而在规划迪拜的滨海新城时,库哈斯则称是想创造一种高度聚合且有效的都市形态,以此中和迪拜老城甚至阿布扎比存在的盲目开发和处处铺开的风气。
  “马拉松对话”是库哈斯一直在做的项目。
  “作为一名台湾建筑师,您也在中国大陆工作,能不能谈一谈在台湾和在大陆工作的不同?”
  “你们觉得台湾和大陆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在地区文化上会对两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库哈斯将一个又一个问题抛向自己在深圳的“采访对象”,并从他们的回答中汲取有关中国的养料。
  早在1996 年,库哈斯就曾到珠江三角洲“采访”。他带领一组哈佛大学建筑学生,考察当地城市发展的状况,并在2000 年将考察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书名为《大跃进》。为什么在西方要花十几年才能实现的发展,在中国仅仅几年就能实现?库哈斯通过这个研究项目,回答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西方人的这个问题。
  “所有的建筑项目都是基于研究的,如果没有研究,我们的项目就无法存活下来,因为项目所在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往往是我们设计工作的出发点。”OMA 亚洲(香港)有限责任公司的项目总监、执行经理和建筑师戴维·贾诺特(David Gianotten)一语点出了库哈斯的生存之道。


“我对中国和中东都很感兴趣”
  3 月6 日,上海的倒春寒令库哈斯略感不适。在展厅门前拍照时,他时不时地裹紧外套,却始终敬业地给予配合。“我们在北京和香港设立办事处,主要是因为有大的项目在进行,但是在上海,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机会,来得不多。”库哈斯低下头,慢条斯理地对记者说。事实上,他每个月会有一周的时间在香港或是北京工作。
  在香港,投资27 亿美元的“西九龙文化区”是大都会建筑事务所主要的争夺目标。库哈斯说,一支20 多人的团队已经为这个项目奔忙了一年,这个项目也可以说是设立香港办事处的直接原因。如今,库哈斯与英国的福斯特建筑事务、香港本地建筑师严迅奇这三个团队,既是“西九龙文化区”总体规划顾问,也是这个天价项目的最后竞争者。
  香港办事处还为大都会建筑事务所赢得了以香港为中心的几个邻近项目,包括香港大学珠海新校区、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和台北艺术中心等。“设计的立场”展览现场,一个凌空而起的建筑模型,体现的就是今年年底即将动工的台北艺术中心项目。
  “由于紧邻台湾最有名的士林夜市,在剧场的周围,有至少一千家餐馆。面对这样的城市环境,作为外国设计师,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库哈斯说, “所以一定要通过不同的方式解决这里的现有问题。现在的很多剧场,表面看起来很现代化,却有着非常传统的平面布局,与19 世纪的剧场没有区别,真正核心的内容没有改变。我们的出发点不同,希望通过更有创造力、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建筑的需求。”
  库哈斯有一张士林夜市中的火锅照片,他开玩笑说他们中标的设计方案就是从火锅中来的。库哈斯设计了一座可容纳1500 人的大型剧院及两座分别可容纳800 人的中型剧院,并将三座剧院完全连接在一起,既各自独立,打通后又变身为容纳3000 多人的超级舞台。更有趣的是,这个剧院凌空于夜市的上方。
  “他有一种使命感,对中国有自己的想象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他的身高和气场都让我联想到了意大利的地图——踩入地中海的靴子,要强力地介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苏丹在4 月9 日的对话现场如此评价库哈斯。
  库哈斯的靴子不仅踩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上,还在以大量的调查等形式寻觅二线和三线城市的机会。
  也有人说,库哈斯对于建筑的各种尝试以及他建造超级大楼的梦想,在发展中的中国和中东最有可能实现。投资与体格都很庞大的公共建筑是这些巨大项目的共同特征。
  “我对于中国和中东都很感兴趣,是因为他们都是那么的野心勃勃,这与每个项目投入多少钱没有关系。” 对于记者提出的疑问,库哈斯这样回应。


建筑师的明星梦工厂
  “上个世纪90 年代的某一天早上,一位在库哈斯的大都市建筑事务所工作了数年的日本年轻建筑师U 君像平常一样去鹿特丹的办公室上班。在经过门口布告栏时,他看见一张告示,上书:‘明天下午下班后公司将举行告别聚会……’云云,于是想不知是哪个倒霉蛋要被开掉了。他好奇地凑近了一看,大吃一惊,公司要‘欢送’的这个倒霉蛋正是他本人!”一位曾在荷兰学习建筑的中国建筑师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诠释这个建筑事务所的人员流动性。
  作为“AA 建筑联盟学院”、哈佛建筑和都市研究院的教授,库哈斯与未来的天才建筑师们有着天然的联系。
  3 月初,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的网站登出了央视大楼项目负责人奥雷·舍人离开的消息。出生于德国的奥雷·舍人毕业于伦敦“AA 建筑联盟学台北艺术中心凌空于夜市的上方,库哈斯开玩笑说他们中标的设计方案就是从火锅中来的 院”。2002年,他成为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的合伙人,先后掌管Prada 旗舰店项目和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在整个亚洲的业务。
  奥雷·舍人和库哈斯一起,因设计央视大楼而声名鹊起,与香港明星张曼玉的绯闻让他在娱乐圈也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与雷姆·库哈斯和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的合作获得了很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起在东亚和北美建造了不少引人注目的项目。但现在正是我把握新机会的时候,对下一阶段个人事务所的新工作我感到非常兴奋。” 奥雷·舍人的个人声明表明要自立门户。
  2004 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获奖者扎哈·哈迪德与奥雷·舍人有相似教育与工作背景,她1972 年考入“AA 建筑联盟学院”时,库哈斯正好在这所学校执教,是她的导师。扎哈·哈迪德毕业后曾在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工作,自立门户后成为库哈斯的强劲竞争对手。在广州歌剧院项目的竞争中,库哈斯的设计太前卫,没有被理解和接受,扎哈·哈迪德事务所最终中标。
  对于奥雷·舍人的离开,库哈斯表示:“在发展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北京办事处方面,奥雷·舍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功地领导了央视大楼项目的建设。在合作15 年之后,我们现在决定分开,但我仍然希望能够在亚洲进一步扩大事务所的业务。”同时,他宣布戴维·贾诺特(David Gianotten) 将接替奥雷·舍人,主管北京和香港办事处。
  十几年前,23 岁的戴维·贾诺特还只是个无名小卒,他参加了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组织的一场辩论会,与所有呈览作品的作者一起讨论项目。库哈斯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并不停地驳斥戴维。最终,戴维赢了,那是他和库哈斯第一次见面。从那以后,他们一直保持联系。
  1995 年,奥雷·舍人加入大都会建筑事务所时,只有24 岁;成为合伙人并担任央视大楼项目的负责人时,刚刚31岁。
  戴维·贾诺特是否会因为“西九龙文化区”或其他项目而声名大振尚不得而知,库哈斯对他的大胆任命连戴维本人也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机会。采访结束时,库哈斯把身边的戴维介绍给记者:“如果你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采访戴维,他更熟悉我们在亚洲的工作。”这也许是库哈斯的建筑师明星梦工厂中的下一个扎哈·哈迪德。


B=《外滩画报》

R=Rem Koolhaas


央视大楼让身份和约束得到一种解放
  B:在迪拜遭遇经济危机之后,你在迪拜雄伟的设计“滨水城”进行得并不如预期般顺利,未来有什么打算?
  R:它被搁置了,所有的事都暂停了,也有可能计划会改变,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B:相比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项目,最近几年你在中东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项目显得更壮观且华丽,是因为这些项目有更多的预算,给予你的设计才华更大的发挥空间吗?
  R:不,我不认为是因为有更多预算的缘故,我觉得他们更加野心勃勃。他们的雄心壮志显而易见,不仅和建筑有关,还扩展到方方面面。那些方案不仅仅只和钱有关。
  B:游历于东方与西方之间,你是否遇到过难题?
  R:经过仔细观察,我猛然间发现东西方建筑方式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在西方,人人都抨击事物;而在亚洲,人们在各种事物间寻找协调。我来自欧洲,但希望和中国人建立合作,希望和顶尖的有才华的建筑人才进行合作,学习中国建筑师们的技术诀窍。
  B:如今回头来看央视大楼,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作品?
  R:我认为央视大楼最大的特色是在这样一个受到诸多约束、大部分框架都已经正式铺就,而且身份角色非常清晰的城市里,竟然还能构成一个不断变换面貌的整体。它似强似弱,似大似小。你可以将它看作一个缺口,也可以看作一根柱子或一个锤子。这种整体的变幻性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让身份和约束得到一种解放。
  B:在建筑的实用性被限定的情况下,建筑师如何发挥?
  R:不管是在哪里,构造建筑物的紧迫程度都是差不多的。建筑的焦点始终存在于安全、风土地貌和成本,还有一些详细描述的精确要求。比如规模多大,造价多高,能容纳多少人。这些要求是我们无能为力的,通常也不能表示反对。但我们会尽量研究如何满足这些要求。所以我们就有必要探讨各种背景应当提供的价值。比如文化潜力、传统、体验需求和活力,并探讨一种特殊文化里的重点是什么。这些因素会帮你界定设计范围,你需要明确它们。
  B:对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成功竞标,可以从你以前的哪些工作中获取经验?
  R:葡萄牙波尔图音乐厅的设计是OMA 在那之前的成功作品。形式处理、创新技艺和彰显背景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设计的核心元素。设计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时候,我们不是考虑将夜市搬迁,而是在夜市的上方修建剧院。
  B:记者的工作经历对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有哪些利弊?
  R:记者的求知欲和建筑师的改变欲之间是存在冲突的。比如,台北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城市。总体来说,台北人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睡得晚。这使得台北的夜生活极其精彩。在有些区域,公共场所的利用率非常高。作为一个记者,我可能比较关注餐馆。而作为一个建筑师,我更关注的是改变现状。所以身为记者的我喜欢保持原状,而身为建筑师的我则喜欢在上面打造建筑,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活力和人流。”
  B:你一直都是建筑的教育者,这个工作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
  R:我采取不同的方式动员我的学生和我分享知识。每个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通过交流,产生知识。我之所以对教育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创造知识、发现新的可能性的方式。我们正准备在莫斯科进行一项尝试,在不同的教育环境中进行沟通,学会在陌生的环境中发问,应对不同的环境。
  B:北京市民把央视大楼通俗地叫做“大裤衩”,你介意这个名字吗?
  R: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对我来说无所谓。但那不是我们这些建筑设计者想控制或者可以控制的事情。我最想说的是,在这个大楼的背后,我们并没有刻意隐藏任何的特殊含义。
  B:OMA 建筑事务所早已将分支机构设到了北京和香港,并深入地参与到珠三角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你是否想过在上海或者长三角设立分支或参与某些重大项目的竞标?
  R:不,还没有。因为我在这里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我们在香港和北京的分支都有各自的工作,所以如果在上海也有项目的话,也许我们会到上海来。
  B:作为建筑师,你总是给人留下一种严肃而冷静的印象。几十年的建筑师生涯中,有什么爱好一直与你相伴?
  R:不知道这算不算你所说的爱好。无论身处世界的任何角落,我每天都会游泳,在我看来这是直接介入当地文化的最佳方式。
  (实习生闵诗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