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本优秀的小津安二郎研究著作有了中译本，令人欣喜。其中，日本人田中真澄的专著名字有些奇怪，原来是作者利用日语做了个文字游戏。不过，至少就资料而言，这一本要更出色。是不是因为维姆·文德斯之类的西方导演，小津安二郎才会在我们中国的文艺人群中具有了如此高的声望，甚至神话般的地位？不好说。不过小津的神话，与许多关乎艺术家的神话一样，是围绕着他这个人的，而并非他的电影（艺术）；而且，这神话开始于这个人的死，甚或一块墓碑。多亏了研究家的细致，小津墓碑上这个本来也可以平淡无奇的“无”字（日本人的神道不是杂烩了佛教思想吗？）被弄清了来历：原来他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来过南京的鸡鸣寺，主持僧就送给他这个字。于是就不一样了， “神话故事就此拉开序幕”，本书作者在正文的最后部分说。显然，这位作者是不大赞成神话的，因为或许任何扎实认真的研究，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破坏神话。
　　还是说说电影。说到南京，很难不提刚刚下档的《南京！南京！》，也很难不想到小津参加侵华战争这段史实。出版商好像唯恐读者不注意这事，请人给加了个序言，特地说到鸡鸣寺这一段，还要加上中国影迷面对小津艺术与这段历史的不安与困惑。可是这能说明什么呢？认真的影迷大约会觉得无聊。有这样的“困惑”的序言作者，大约没有好好读这本书。1940 年，刚从战场上回国的小津完成剧本并宣布开拍的电影，就叫作《他前往南京》。不过影片未能通过前期审查，于12 年之后才拍成著名的《茶泡饭之味》。小津的剧本写的是什么？三个有闲的太太，整天在一起琢磨什么样的生活才有趣。其中一人的丈夫是个什么都不在意的人，抽差烟，出门总坐三等车厢，吃饭极为随便。大战来了，他就跟没事儿似的要随军前往南京了。这时候太太才吃惊起来。按小津的说法，电影是要人们想一想：人生中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已经遗失了？关注小津的二战史的人，或许该想想这个问题。
　　本书的另一大贡献，我认为是简洁有力地探讨了小津电影与“物哀”问题。后期的小津经常谈到“物哀”，说他一直要做的就是要表现“物哀”。作者在书中探讨“物哀”时，提到一个细节：原来小津是倡言“物哀”美学的名人本居宣长的同宗后人。这点以前真是闻所未闻。一般研究者，总是动不动就谈到这个日本美学的重要思想，可到底什么才是所谓的“物哀”呢？作者认为，小津的“物哀”，其实不过就是“古朴的人情”而已，并没有什么好神秘的。如果非要把什么日本古典美学套上去，反而对理解小津的电影有害。直言之，如果你真当小津是位了不起的电影大师，你就要好好地看他的电影，而不是用一些概念来简单地套他。作者举了个例子—小津的最后一部电影《秋刀鱼之味》，他说该片就突破了所谓的“物哀”或者“丑角”精神，其中包含着强烈的性压抑的味道—我们知道，小津终身未娶，伴母而居。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又会令小津迷心生困惑乃至痛苦呢？
　　小津生前曾担任日本艺术院委员，并任日本导演协会理事长，其重要性是无人质疑的，虽说他曾经（只是曾经）在国际上的地位输于沟口健二与黑泽明。从1927 年的《忏悔之刃》，到1962年的《秋刀鱼之味》，小津共执导了54部影片，产量也算得上可观。我突发奇想：小津的处女作与末作影片名字中不是有“刃”就是“刀”，这一“巧合”是不是正可以提示我们注意一下他影片中锐利的、伤害性的东西呢？换句话说，我们在谈论小津电影之美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沉思一下那些日常的看似平白无故的伤害与无奈，那些如浮草般的人生命运？作为艺术家，小津的电影不正是让观者去正视这样的事实，继而正视各自的人生，如《他前往南京》中的太太吗？这一点，读者们在“周游”小津电影的时候，实在不该错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