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23 岁的青年诗人聂鲁达被任命为智利驻锡兰科伦坡领事。在回忆录中，诗人写道：科伦坡的孤独不仅令人厌烦，而且使人麻木。在他居住的那条街上，他只有少数几个朋友；不同肤色的女友们在他的行军床上睡过，只不过是一些极短暂的肌肤接触而已。—“我的身躯是一堆孤独的篝火，在那里的热带海边日夜燃烧。”
　　他的某个女友甚至会带来几个女伴，有布尔人、英国人、印度血统的褐色皮肤和黄色皮肤的少女。“她们与我同床共枕如同逢场作戏，而且不要回报。”有一个少女甚至告诉他，有一次她曾经同14个英国青年做爱，而且说得好像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聂鲁达知道，她不是妓女，“确切地说，她是殖民地的产物，是一种幼稚而慷慨的果实。”
　　聂鲁达住在一所孤零零的平房里，房子后面有一个木箱，当中有个洞，这就是厕所。洞的下面是一个金属桶，它每天早上总是被刷干净了，但是聂鲁达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是怎么消失的。一天早晨，他比平时起得早了一点，结果看到一位他在锡兰所见过的最美的泰米尔贱民妇女；她像一尊会走路的黑色雕像那样走过，身披红黄两色的纱丽，光脚上戴着镯子，鼻子两侧闪耀着两个小红点—“这也许是普通假钻石，可戴在她身上似乎就是红宝石”，“她踏着庄严的步伐走向厕所，看都不看我一眼……把那个肮脏的容器顶在头上就走，踏着女神的步伐渐渐远去。”
　　后来，聂鲁达偶尔把镯子、水果之类的礼物，放在她经过的路上，她看也不看。一天早晨，聂鲁达不顾一切紧紧抓住她的手腕，她毫无笑意地跟着他。“她腰肢纤细，臀部丰满，乳房高耸，简直跟印度南方的千年雕像一般。这是一个男子和一尊雕像的交合。”在这段时间里，她始终无动于衷地睁着眼，对他显得十分蔑视。这位殖民地的外国官员回忆说：“这种体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不久，聂鲁达又接到外交部的电报，要他前往新加坡和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担任同样的职务。尽管这位诗人也不知道智利这个小小共和国为什么要向地球另一边的群岛、海岸和礁石派遣这么多官方代表，但是他还是怀着“23岁年纪给予我的自信”去了。他又在一艘船上结识了一位身材丰满的金发犹太少女。在船上的舞会里，聂鲁达跟随着她笨拙地跳起了当时流行的缓慢的怪动作。“最后那一夜，我们在我的船舱里做爱，显得十分友爱……她那短暂的柔情打动了我的心。”
　　这位名叫克鲁齐的欧洲少女，是通过一个“国际性组织”的介绍，前来投奔一位中国年轻富商的。第二天，聂鲁达在码头远远看见了那位中国商业巨子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但是，当聂鲁达在旅馆里安顿下来之后，克鲁齐却跑来哭着告诉他，移民局的警察扣留了她，经过粗暴的审问之后，他们在她答应不去找她的情夫、第二天乘坐原船返回之后才将她释放。聂鲁达劝她去看她的中国人，至少和他说上几句话。
　　深夜里，克鲁齐回来了。那个男人是一个法国化的、有学问的东方人，法语讲得很地道，他已经结了婚。这个爱慕者为西方来的白皮肤未婚妻备下了一所带花园的平房、防蚊纱窗、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家具和一张大床—那天夜里他们试用过。那个中国男人还伤感地带她看了银刀叉、有欧洲饮料的酒吧、装满水果的冰箱。然后，他用一把小小的钥匙打开了一口紧锁着的大箱子，“箱子里有千百条女裤、做工精细的女衬裤、极短的内裤。
　　成百上千件妇女内衣，装满了那种因为发出刺鼻的檀香味而显得很神圣的家具。各种绸缎，各种色彩——由紫色到黄色，由深浅不同的玫瑰红到神秘的绿色，由紫红色到发亮的黑色，由令人激动的天蓝色到婚纱似的白色……拜物主义者把整段彩虹似的男人的色欲收集起来，无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
　　聂鲁达这段夸张的转述，似乎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感官主义癖好……总之，那千百件女式内衣把那位西方少女的眼睛都看花了，她从那些衣服里随手拿了几件。
　　“我也为这种人的秘密所感动。我们的中国人—一个认真的进出口商人，像捕蝶人那样搜集起许多妇女内裤。这种事情谁会想到？”
　　聂鲁达请她留一件给他，并且在上面题个辞。她在绸面上写下了他们俩的名字，还在上面洒了几滴眼泪。这件珍贵的礼物，跟了他很多年，后来不知道被哪位女客人给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