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二十岁前写的具有浓厚色情意味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据说迄今已经卖出了一亿本。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农民和矿工的忠诚朋友，在1973 年的智利军事政变后不久去世（享年69 岁），他的三个故居中，有两个被独裁者皮诺切特下令捣毁，只有他与第三任夫人长期居住的“黑岛”幸存下来。今天的旅行者们会发现，黑岛别墅只有一间很小的厕所，墙上和门后贴满了聂鲁达从当时的色情杂志上剪下来的美女照片……
　　这位充满豪情的智利诗人，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在“少年时代的初期”，有一次他去参加乡村的脱粒活动，夜里就睡在打谷场的麦秸堆里，“没有月亮，星星却晶莹得像刚被雨水淋过似的，高挂在所有其他人看不见的梦境之上，在天空的怀里单单对我眨眼睛。”夜里，他突然醒来，一个陌生人的身体在麦秸底下移动，向他靠拢，“我听见了麦秸细碎的断裂声”。
　　然后他听见了呼吸声，“突然向我伸过来一只手，一只劳动的大手，不过，是只女人的手。这只手温柔地抚摸我的额头、眼睛和整个脸。随后一张贪婪的嘴贴到我的嘴上，我还感到一个女人的身体从头到脚紧紧贴到我身上。”—“我的恐惧渐渐变成了强烈的乐趣。”第二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他偷眼在女人中间寻找着，看看哪个可能是夜间的来访者，那个结实的、胸部丰满、辫子长长的女人。一个给丈夫带来一块烤肉的漂亮女人可能就是，她“向我瞟了一眼，还对我不露形迹地微微一笑。”
　　当聂鲁达来到圣地亚哥上大学之后，他又得到了“一位难以忘怀的寡妇的友情”，“她那双蓝蓝的大眼睛，隐约反映出她对新近亡故的丈夫充满柔情的回忆”。这位热情奔放、身段优美绝伦的金发美女，仅仅两三个月就使她那魁伟的丈夫离开了人世。“当本能的冲动即将达到顶点时”，聂鲁达看到她闭着眼睛在自己下面叹息着（也许是啜泣着）喊着亡夫的名字。“她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和她那火热的心，渐渐使我的元气过早受到损伤。这么大剂量的爱情，与营养缺乏是不相适应的。” ——他穷得常年穿着铁路公司发给他父亲的一件灰色粗呢斗篷（他穿着它从事诗歌创作，以至于三四位诗人也穿起了二手货的呢斗篷，一些小流氓总是找茬反对“我们的斗篷和我们的存在”，但是，对此，“我们这些诗人坚决进行了斗争”）。
　　1927 年，聂鲁达被任命为驻缅甸仰光的领事（之前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随即，他和一个朋友来到了巴黎，准备从那里再继续他们的东方之旅。一天夜里，他被他的朋友摇醒了，“他的脸色极不平静”。这个热心的朋友刚刚和一位带回来的巴黎夜总会女郎交欢完毕，“这个女人有点特别，很不平常，我没法和你说明白。你得马上去试试。“几分钟后，那位陌生女子困乏而宽容地钻到我床上。在同她做爱时，我证实了她那妙不可言的天赋，从她身体深处涌现的东西，非笔墨所能形容，这种东西可以追溯到欢乐的根源，追溯到高潮的产生，追溯到美爱女神的神秘的繁育。”
　　第二天吃早餐时，那位朋友提醒他，要是不马上离开这个女人，“我们也许不至于在大海上沉船，却要在深不可测的性的洗礼中灭顶。”
　　他的外交官职务，每三个月只行使一次，为一艘开往智利的轮船上所运载的货物开具文件、盖章，然后又是无所事事的三个月。他爱上了一位当地的女子乔丝·布莉斯。她爱得钟情而且热烈，终于患上了嫉妒的毛病。“连我呼吸的空气，她都要恨恨地加以监视。”有时，聂鲁达被一道白光惊醒，蚊帐外面有个幽灵在移动，那就是她，挥舞着当地的长刀，整整几个小时在床边走来走去，下不了决心杀死他。她对他说：“你一死，我就不担心了。”
　　聂鲁达觉得她终究会杀死自己，幸亏他收到一封公函，通知把他调往锡兰。有一天，他扔掉衣服和书，像平常一样离开家，登上了把他带往远方的轮船。“我非常痛苦地扔下了乔丝·布莉斯这头缅甸母豹。”当轮船开始在孟加拉湾的风浪里颠簸的时候，他开始写作一首长诗，其中的悲剧段落，“写的是我失去她、她失去我的那个女人，因为在她汩汩流动的血液里，愤怒的火山是不会止息的。夜是如此广阔，大地是如此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