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大会的第一周阴雨绵绵。12 月，卖火柴小女孩的故乡还在下雨，当地人说少见。当地人说，这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关。
　　喜欢创意的丹麦人根据自己首都的名字“哥本哈根”（Copenhagen），发明了这个新词：“希望哈根”（Hopenhagen）。可见他们对这次大会的期待。
　　今天一大早就往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会场赶。在哥本哈根的地铁站里先看到这样一个地球，在这个地球上还看到用中文写的阻止气候变暖流。
　　在哥本哈根大会会场外，各国参会人的宣传各自有创意。“美人鱼”的冰雕，拿着时钟的女士和拿着计算器的真人秀，其展示都是我们面临的气候变化与时间的紧迫。
　　艺术化了的地球，上面写着的是，这个地球里装的正好是一吨二氧化碳。丹麦人现在有一个行动，就是每年，每个人要减少一吨二氧化碳的排放。
　　哥本哈根街头的这些大橘黄色的大地球，对自己的国民是一种提醒，而在召开国际大会时街头的黄地球，也表明丹麦人对减排的决心，和他们希望在面对全球变化时，找到自己能做的事。
　　虽然我一到哥本哈根，出租车司机就用两只手握着拳头对我说，难呀！本此大会上会否“打架”，能不能有什么好的结果，是很多人心中存有的疑虑。但每一个人对这次大会又都充满了希望。一位德国女士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每个来的人都带着那么大的热情和能量来，这就是会议的希望所在。
　　此次大会的重大焦点，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再多承担一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标。发展中国家则不明白《，京都议定书》上发达国家承诺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为什么迟迟不能兑现。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很生动地对这些做出了评价：富人们吃大餐快要结束时来了一位穷人，只喝到一杯咖啡，结账时，富人说要大家同样分担餐费。这公平吗？
　　哥本哈根大会会场里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是欧盟对中国的减排承诺有质疑。我找到欧盟工作区，对那儿的工作人员提出了采访要求后，工作人员简单问了一下我要提的问题。很快，刚刚当选欧盟轮执主席瑞典首相的办公室秘书长lars-Erik Liljelund 就走到我们跟前。我先向他提出，这次大会为什么对中国更多提出的是减少碳排放，而我们中国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重灾区，大会上却少有人提及。
　　lars-Erik 博士，也是一个高山委员会的主席。他告诉我，中国冰川的融化，是应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虽然没有技术支持，但在建立观测网站领域是有合作的。
　　我问lars-Erik，以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我们自己达到的减排速度，我们的所做相当于是志愿者。这本应是发达国家所承但的义务。您怎么看？
　　lars-Erik 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给我举个例子：1990 年代，瑞典也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人口从过去的700 万增加到900 万。但与此同时用了增加碳排放税收的办法，以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如果没有这个举措，便宜的排放当然难以制止。在这个问题上，价格的作用高于技术的能量。能源太便宜，哪能有节约的动力。瑞典解决这个问题，靠的不是法律，更不是自觉。
　　为什么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一拖再拖？如果是真的有诚意承担社会责任，就应该履行签署的协议。我对lars-Erik 直言。他回答说，这是知识产权问题。这次大会希望能通过由政府购买知识产权的办法转让技术，这虽然不容易，但应该去做。谈判中各国政府代表团也都有来自国内的压力。
　　哥本哈根国际大会会场里有一排电视。电视上是一个地球，地球上面密密麻麻地有一些亮点，用手点上，地球上那个国家受气候影响的现状就会在屏幕上演视出来。可是我在上面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中国。
　　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北京大学教授吕植说，几年前联合国向各国征集受气候变化影响地区30 年来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数据。我们中国提供了，却因数据不符合要求没能被录入。在哥本哈根大会的这个“地球”上，连非洲的一些小国都有，我们中国这么大的领域，却是空白。
　　12 月12 日哥本哈根街头游行的队伍中，有一位比利时议员。他对自己走进游行队伍的解释是：我们明天就要参加大会的谈判，多听听公众不同的声音，有助于我们谈判桌上的谈判。
　　参加哥本哈根大会，我最深的感受是，在一个大家庭里，得寸进尺是一种生活态度，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也是一种态度。谈判是有尊严的，但友谊也是无价的。国际社会难道只能针锋相对吗？
　　（作者为绿家园志愿者组织创办者）

哈姆雷特的气候生存法则
　　丹麦著名的不光是小美人鱼，另外一个明星是莎士比亚名剧中的主角哈姆雷特。“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一个问题。”这句经典的独白走下舞台，进入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不同话题的讨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对这句话的思考和争论同样折磨人。
　　本次气候大会受到各国首脑的重视，有120 位元首确认出席，已经升级为峰会。按照日程安排，从12 月7 日至18日为期两周的大会将在第一周由各国谈判代表针对大方向的原则进行讨论，形成草案的第一稿，然后在第二周的前几天呈交到部长级的讨论，这一讨论的成果将需要最晚在17 日晚上敲定，各国元首在次日签字画押，从此《哥本哈根气候协议》将留名史册成为未来人类拯救气候的行动纲领。
　　因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历史与现状的不同，也因为各国发展程度的不同，更因为各国所处的水之深与火之热的不同，因此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千差万别。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气候变化是个环境问题；对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变化是个经济发展和扶贫脱贫问题；对于身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等大洋上的岛屿国家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生存问题。
　　如果本次会议无法达成一个公平的、强有力的并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全球升温将难以在短期内得到遏制，南北极和陆地冰川的消融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将使得太平洋中的岛国图瓦卢和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成为第一批沉没在海水以下的国家。
　　图瓦卢的首次谈判代表是有着多年气候谈判经验的Ian Fry，在上周五，他还未开始发言就已经泪光点点。男儿有泪不轻弹，这个50 岁左右的中年男人在有192 个国家出席的大会上一度掉泪。“从今天早上醒来，我就一直在哭。我为我国家的命运和我人民的命运而悲恸。我的国家的命运被掌握在你们的手里。”的确，图瓦卢的海岸线正在潮涨潮落的国际谈判的争吵与扯皮中渐渐后退，它的版图正在这个进程缓慢的气候谈判中一日一日缩小，它的未来正如哥本哈根这个寒冷的北欧城市的上空不散的阴云一样抑郁。
　　图瓦卢正在做出困兽般的斗争，在上周三关于加强京都议定书的关键讨论中，由于自己关于大幅减排以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 摄氏度内的呼吁被否决，Ian Fry 率图瓦卢代表团愤而离席。这一绝望中的举动赢得了现场400 多家民间组织的同情，他们都齐聚在大会入口处对图瓦卢进行声援。
　　这也是为什么马尔代夫耐希德总统心急火燎，在第二周的第一天12 月14日，其他国家元首尚未出发之前，就已经抵达哥本哈根直接进入谈判现场。这位总统在不到两个月前刚刚在海底举行一场行为艺术一般的内阁会议，所有内阁成员均头戴潜水镜身着蛙人服在水下通过手势彼此交流。
　　谈判僵局的主要原因锁定在两个数字上：发达国家的碳减排目标和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提供的资金援助。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的报告，发达国家作为整体需要在2020 年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到1990 年水平的40%，同时应当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40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具有反差和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家直到现在承诺的两个数字都与IPCC 的要求相差十万八千里。欧盟的减排目标为20%，美国仅仅出了一个4%；在资金支持方面，发达国家的整体承诺仅为100 亿美元，这个数字被民间组织批评为“ 小费”，按照汉语的说法，是“打发叫花子都不够”。耐希德总统在14 日的大会上说：“诸位在这里所讨论的，不是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遗书。”
　　（作者为绿色和平中国区媒体经理）

关于人类的悬念与希望
　　12 月6 日傍晚，飞机降落在哥本哈根。一落地，我们一行人就在冷风夹雨中缩起了脖子，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即将在这个城市开幕的全球气候峰会透出的阵阵寒意。此次气候峰会是联合国气候公约框架（UNFCCC）达成之后的第15 次成员国大会，这是一个有192 个缔约国签字的公约，旨在解决我们人类正在面临的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环境危机。
　　始于17 世纪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和财富积累，然而代价是沉重的：煤炭和石油等自然界经过亿万年形成和储存的化石燃料在短短的几百年里快速消耗，同时释放出地球消化分解不了的诸多污染物，其中以CO2 为主要成分的温室气体造成的主要后果是全球气候的变暖。气候变暖给我们生存所依赖的生态系统和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极端气候频繁，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物种灭绝，农业减产，疾病暴发……尽管科学界仍有争议，气候变化的成因和影响仍有不确定性，但是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是人类的干预导致了这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为了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人类的发展必须做出根本的改变！一时间，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环境保护……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甚至成为时尚。而气候公约框架下的《京都议定书》则规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的定量要求，以及各国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尤其是当这个改变要付出代价的时候。
　　无论世界的哪一个国家，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效率，由（目前成本仍然较高的）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能源，都需要投入，且数目不小。这对许多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将不堪重负，同时也不公平，因为目前大气中的CO2 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过去200 多年的历史排放，因此《京都议定书》规定由发达国家强制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眼看《京都议定书》2012 年的承诺期马上来临，所有发达国家所完成的减排和支持义务距承诺都相去甚远，看来难以按期完成。在这种形势下，很多人对在哥本哈根达成一个“公平，有雄心，有法律约束力”的新一轮协议抱着悲观的态度。
　　果然，哥本哈根从一开始就波澜起伏：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小岛国和非洲一些国家强烈要求各国拿出更高的减排和财政支持目标和更积极的行动；而发达国家在话语上具有强势，但各自拿出的减排和资金提供目标却令人失望。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排放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是：自愿减排，同时要确保发展。
　　哥本哈根峰会就是试图在几方的立场之间寻找共识。此时此刻，会议正在进入最后一天，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仍然是一个悬念，让我们拭目以待。
　　谈判桌上的进程仍在艰苦地进行着，民间的活动也在活跃展开。今年中国民间参加气候峰会的人数空前，中国青年代表团的大学生们身着红色T 恤在会场中显得朝气勃勃，由山水和阿拉善SEE 共同召集的中国企业家观察团尤其引人注目。在展区，山水申请的展台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展台毗邻，成为中国NGO 的聚会点，绿家园、地球村、绿色江河、GEI……NGO 们纷纷把自己的材料放在了山水的展台上，杨勇的长江源头冰川退缩的大幅照片尤其显眼。
　　12 月7 日开幕式那天，中国的民间代表团一起准备的“绿色中国”在展区闪亮出台：一人多高的绿色大型字母拼出了CHINA 的字样，我们的企业家和青年们一起，把这个绿色的中国作为我们民间社会送给大会的礼物。在这里，绿色的CHINA 被赋予了新的含义：ClimateHuman future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Nation statesAction组合在一起就成了这个句子：TheClimate and Human future depend on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joining handswith Nation states to take immediateActions.（ 气候与人类的未来有赖于国际社会和各国携手行动。）
　　中国人需要更多地参与，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政府和民间所做的努力。要实现减排的承诺，低碳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企业需要发挥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是关键的，但是以前的气候峰会上很少看到来自中国民间的身影。这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此次作为气候公约的正式观察员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来观摩这个大会的初衷。
　　我相信哥本哈根能够拿出一个积极的协议，因为没有人想要放弃。图瓦卢和斐济这些小岛国家的人们在眼泪之后仍然需要保持信心。气候变化所考验的，是我们整个人类的智慧和理性。
　　（作者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

哥本哈根，见证中国力量
　　当被通知加入国际乐施会COP15代表团去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时候，我还在为北京的一个活动忙碌着。国际乐施会以“联合国特约观察员”身份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些年来，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大陆直接调工作人员参会。那一刻，隐约觉得“中国”两个字对这次谈判来说，或有特殊意味。
　　我们希望从中国普通公众中选拔一个了解中国受气候变化影响现实的年轻人，将他送到哥本哈根，通过他，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最终，天津女孩肖欣胜出。随身的行李里，她用几层纸包着两个受干旱和冰雹影响发育不良的玉米，一双因长期走泥泞山路而穿了底的布鞋，还有一把手电筒，它是中庄村村民家唯一的电器。通过这些物证，肖欣希望把“中国也是气候变化受害者”的信息传达给世界，希望让更多人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人，他们碳排放最少，受气候变化影响却最直接，也最严重。
　　12 月7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开幕，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性出现在哥本哈根贝勒中心往来的人流中。不过，很快发现，几万人的贝勒中心里，我们并不孤单。
　　媒体中心，是贝勒中心最忙碌的场所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集中在那里向世界传播着正在哥本哈根发生的一切。庞大的国际媒体大军中，中国记者有近100 名。作为掌握谈判进展一手信息的致力于帮助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我的工作定位是通过电话或电邮与亚洲媒体保持密切联系，在对重大新闻进行风险评估后第一时间通知记者，以引导媒体有效跟踪谈判进展，对谈判形成有效推动。开始几天，因缺少国际采访经验，与国际媒体同行相比，中国媒体在反应上略显生涩，面对众多新闻线索苦于不知如何跟进。不过，几天后，面对国际媒体的强势竞争，中国记者自觉团结起来，分享各自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本不相识的记者通过同行联系到我这边，咨询最新进展与分析，然后主动出击。看着中国记者熟练地穿梭在不同的会场，在乐施会等国际组织的帮助下，第一时间扑向采访对象，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中国人团结起来的力量。与中国记者的顺利“着陆”相比，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处境举步维艰，却也绝处逢生。
　　面对《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需跟进减排目标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应基金和技术转移的压力，发达国家把中国推到台前当作他们推卸历史责任的“挡箭牌”。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下即将失去家园的小岛国家迫于生存压力，也在发达国家的“暗示”下将火力对准中国。面对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中国政府在主动提出减排目标的同时，也一改往届气候谈判“沉默是金”的原则，多次面向中外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多次重申将坚决以气候谈判中唯一有法律效应的《京都议定书》为原则，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几天下来，贝勒中心里遇到新老朋友，谈论中国时，赞赏和支持的声音渐渐多起来。
　　在哥本哈根的最后几天，肖欣代表亚洲年轻人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办的“青年领导力”论坛，与来自肯尼亚、塞内加尔、格凌兰、荷兰、印度的年轻人一起阐述了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发言过程中，肖欣把在甘肃看到的当地农民受气候变化影响导致粮食绝收的案例分享给在场人士，并把从甘肃带来的玉米展示出来，颗粒无几的玉米在与会的世界各国代表手中传递，也传递着以甘肃为代表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的生计希望。
　　联合国人道援助及紧急救援署的负责人John Holmes 女士回应说，“肖欣，你应该为中国自豪。因为你们的国家不但在主动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在为推动谈判进展作着努力。”
　　是的，尽管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路还很长，尽管谈判之路还很曲折，但2009 年的哥本哈根，我们在贝勒中心，见证了中国的力量。
　　（作者为国际乐施会Cop15 代表团亚洲区传播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