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莱布雷希特专栏蒂皮特：英式玩票的糟糕典型

英国作曲家迈克尔.蒂皮特

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 Tippett）是纯英国口味，一丝不多，一丝不少。他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A Child of Our Time）琅琅上口，老少咸宜，可惜除此之外，其他80多部作品无一热门（其中有些十分怪诞），无论他的德国出版商肖特（Schott）如何想尽办法，他的英国粉丝们如何鼎力支持，都无济于事。有一次我在费城听了安德鲁.戴维斯（Andrew Davis）指挥的蒂皮特交响曲，穷极无聊之际开始数人头，结果偌大的厅里只有200人不到。而我左顾右盼之际，发现许多人也跟我一样，原来那音乐完全无法吸引任何人的注意力。
1905年1月2日，蒂皮特出生于霍姆郡的小康之家，是英式玩票的糟糕典型。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后，他在30年代陷入了思想流浪期，拥护托洛茨基主义，住在小茅舍里，为农民们开音乐讲习班。他的头几部钢琴奏鸣曲、弦乐四重奏和室内乐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是贝多芬式的。《我们时代的孩子》是对残酷政治气氛的亨德尔式回应——1938年11月，一个犹太难民在巴黎杀了一个德国外交官，紧接着希勒特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分子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这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译注）进行了报复。
大战开始后，蒂皮特拒绝从军。因为拒绝服兵役被记录在案，他便无法履行火情检查（fire watching，二战时英国人在轰炸期间须检查碎弹坠落时有无引起火灾）的义务，于是被判入狱三个月。沃恩.威廉斯为他求情，称他是“国宝”；布里顿和皮尔斯一起去沃姆伍德.斯克拉比斯监狱为他义演。《我们时代的孩子》于1944年3月首演，被誉为世俗人道主义的杰作。尽管音乐十分强大，歌手们却常常要憋住因蒂皮特那平庸的台词而引发的大笑：“他朝官员开了枪——却只射中了他黑黑的兄弟——看：他死了。”
媒体将他捧为知识分子，文化界将他与布里顿相提并论。这两位作曲家都是反战主义者、左派、同志，而且异乎寻常地要好；然而在表面肤浅的交好之外，他们有着天壤之别。
布里顿的音乐井然有序，从来没有一个不恰当的音符，其主题永恒却又总是有现实性，它引起的共鸣是全球性的。蒂皮特的乐谱上爬满了音符，主题却模糊而狭窄，风格古旧不自然。那些训练良好的德国乐手们流亡到英国，都被蒂皮特的结构之马虎吓坏了，将他比作一个诗句都写不好的诗人。即便是铁杆拥趸如作曲家迈克.伯克利（Michael Berkeley），也承认他的音乐“无法超越纸面”；更倒霉的是，他的音乐绊倒了自己。亚德里安.博尔特（Adrian Boult）首演蒂皮特的《第二交响曲》并进行了广播直播，演出才几分钟就陷入了一片混乱。
蒂皮特将批评斥为偏见或无知，批评他的人都是因为没有领会他风格的独特性。科文特花园委托他写一部歌剧，T. S.艾略特断然拒绝写台本，蒂皮特则当了真，决定自己动笔。于是《仲夏之婚》（A Midsummer Marriage）充满了狗血情节，对话出奇地幼稚。他的下一部歌剧《国王普里阿摩斯》（King Priam）以希腊神话为基础，情节不至于跑太远，但到了《烦恼园》（The Knot Garden）则完全沉浸于60年代末的心理呓语，哪怕连一个可信的角色也没有。导演彼得.霍尔（Peter Hall）可能是太绝望了，以至于命令一个女歌手脱掉上衣——成为皇家歌剧院舞台史上头一遭裸露事件。
蒂皮特发现了美国的性解放运动后，立刻对嬉皮行径欢呼雀跃，在作品中融入了大洋彼岸的节奏，结果没赢来什么新朋友。他的第四部歌剧《坚冰消融》（The Ice Break）冗长乏味，只有在激光束出现时才稍稍解乏，而这把戏也是从施托克豪森的《光》里拷贝来的。蒂皮特的最后一部歌剧《新年》是休斯顿和格林德伯恩1989年的委约作品，成为BBC 2台有史以来收视率最低的节目，为那些想把现代歌剧从英国电视台清除出去的人提供了口实。
但是——这里悖论又来了，蒂皮特的音乐越糊涂，他的拥趸却越强势。2005年他的百年诞辰时，英国上下没有哪个音乐管理者不向他致意；就连不受公众待见的苏格兰歌剧院都上演了莫名其妙的《烦恼园》。1982年因为录制蒂皮特全集差点破产的伦敦交响乐团，居然硬着头皮又录了一套。肖特出了《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全新总谱，可是为谁呢？
撇开批评的论调不谈，蒂皮特一辈子是位谦谦君子，一杯茶的时间就能迷倒任何人（包括本人），他的勇敢和温和是化解公众的同性恋恐惧的最佳范例。他对年轻音乐家从不吝惜时间，很多人后来掌权后，都回报了他的恩情。
人们对这位百分百英国怪人的顽固拥护，亦有可敬之处，这证明了在文化生活中并不是事事都由票房或逻辑作主。我甚至无法评价人们盲目追随他，对英国音乐到底是福是祸。
将蒂皮特与同辈人相比，无论激进还是保守，英国的、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他没有通过连贯性考试。拥护者会说，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但在世界眼中，他使英国音乐倒退到布里顿之前的标准。美国评论界常常抨击我们滥用国家津贴，夸大英国作曲家的功劳。谢天谢地，浪费也只是一时，他的周年纪念一过，就立刻重新陷入了沉寂。